年画里的春节故事

    一进腊月门，年味儿就扑面而来了，脑海中那些关于年的记忆总是在这个时候被唤醒。过年的记忆是热闹的爆竹声，是孩童们身上的新衣，是收到的压岁钱，是大红的“福”字和春联……除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年味儿标志，年画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也是中国新年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张贴寓意吉祥的年画，是中国家庭迎接新年的固定仪式。

时代变迁，年画已然退出人们的生活，但是，在每个人的心中，仍有着一幅色泽鲜艳，喜气洋洋的年画。

年画是辞旧迎新的仪式

讲述人：李凤鸣 1961年生人

职业：交通系统职工

年关临近，耳不闻鞭炮声，眼不见年画棚，内心不免觉得有些失落。李凤鸣说，大街小巷彩灯霓虹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儿。但是，传统的年味儿淡了。

从懂事时起，李凤鸣每年都要跟着父亲或者自己去买年画。

在他的记忆里，年前的腊月日子，新华书店以及百货商店里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年画。大人们带着孩子，在各个年画摊前驻足选购，来回转着，脖子抻得酸疼。充满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年画以它丰富的内涵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在李凤鸣的记忆里，那个年代，新华书店提前一个月就在进门的显眼处摆出了一排有着大方格子的柜子，每一层、每一格都放着叠在一起的年画，抬眼望，书店屋顶拉着的许多铁丝上，挂满了各种年画样品，书店里到处都是仰着脸看年画的人，挤得无立足之地。年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有关爱儿童的，有帮助老人的，有雷锋等英雄人物，有爱科学、爱国家的，有电影剧照画，有传统戏剧，有神话故事等等。

柜台前则挤满了等待付款的人，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不时地转身从格子柜里抽取年画，摞在一起卷好交给顾客。

那时候，李凤鸣不但要买自己家的年画，而且要把乡下的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年画都买妥当。腊月二十七八之前必须送到，也算是一份过年礼物了。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贴年画，是大年三十的重要工作之一。

“不贴年画不过年。”一年才贴一次的年画，需贴得方正，不能歪斜。贴年画前，要把几张年画分好，大概排好位置。贴的时候要几个人分工合作，搅拌浆糊的、把着按着的，还有站在远处看好高低左右位置的。李凤鸣就常是那个指挥高低左右的人，看着父亲母亲在炕上忙活，他则站在地上，煞有介事地指挥着，高了、低了……简单地往墙上贴年画，却有着满满的仪式感。

那时家家户户住的都是平房，只要小年一到，在进行了轰轰烈烈地大扫除之后，年画一贴，年就来了。

各家各户的年画贴起来以后，上你家看年画，上他家看年画就成了孩子们过年的一项活动。每到一家，趴在炕沿上，孩子们指手画脚，好不热闹。

年画中有许多故事。记得6岁那年，李凤鸣跟着父亲到二叔家拜年，二叔家墙上贴着的年画有《白蛇传》《西游记》，便好奇地问当老师的二婶，二婶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起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以及孙悟空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那是他最早接触到的神话故事，看着画面听故事如醉如痴，思绪纷飞，充满想象。无意间，这一幅幅年画成了李凤鸣接触历史和文化的启蒙老师。

一张张年画，让人浮想联翩，一张张年画，一看就是一年，一张张年画，印刻在记忆中，成了美好的童年。

年画是一张张旧船票

讲述人：石勇 1957年生人

职业:通辽批发城古玩市场收藏经营者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收藏年画，到目前已有100余张不同内容的年画。临近年根儿，经常有外地人打来电话购买年画，这让石勇情绪有点小激动。这绝不是因为卖年画能赚得百八十元的小钱，对年画这样的传统习俗，想在现代生活中全面恢复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去保护，去保留，仍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

在石勇收藏的年画中，从古到今，从神话故事到传奇人物，可谓一应俱全。他说，年画，描绘的是千姿百态和千变万化的生活记忆，又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上世纪50年代，年画反映的多是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建设新中国的，其次是反映中苏关系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希冀等题材。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年画上大都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如手提红灯的李玉和、机智勇敢的阿庆嫂、深山擒匪的杨子荣等。

还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之类，也有古装年画如《西厢记》中的红娘，《白蛇传》中的许仙、白娘子，《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等人物画，画面精美，古色古香，演绎出一股浓郁的书卷气和浓浓的年味。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年画创作和出版进入最辉煌时期。很多电影剧照也被印制成年画，一般以4条屏出现，每条屏上4个小画，一幅年画共计16个小画面，还附有简短的文字介绍，类似连环画。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年画真实地记录了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男女平等、样板戏、计划生育、改革开放等，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在所有的年画中，有几类年画在中国城乡流传了几十年。鲤鱼是永恒的主题。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连年有鱼”就没断过。一种是戴着红兜兜抱着大鲤鱼的大胖小子，底下有“吉祥喜庆”4个字；另一种是鲤鱼跳龙门，有企盼跃升之意。

另外，大胖小子也是年画的一个不变的主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多子多福观念流传甚广，乾隆题写的“福”字，就是多子的“福”。老百姓曾经也把多生儿子看成生活幸福的基础。过去，不仅过年能看到大胖小子年画，谁家要是娶了新媳妇，新房的墙上还会贴一张甚至几张这类的年画，祈求新人“早生贵子”。家里有老人的，必少不了的年画，就是长寿画。有单纯画寿桃老寿星的，也有比较流行的松鹤延年的松鹤图之类的年画。

再者就是爱情年画。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白蛇传》《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这类爱情主题的年画，与《红楼梦》等四大名著类年画，以及貂蝉拜月、贵妃醉酒、西施浣纱、昭君出塞四大美女年画，往往是“四条屏”形式。

年画是一张张旧船票，总能让人们记起那些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曾经带给人们的那种喜悦和吉祥，以及那些关于年的情趣和烟火气息。

一幅年画就是一个故事

讲述人：王金凤 1968年生人

职业：洗衣店经营者

年画也曾经和春联一样，都是春节的符号，最能体现春节的喜庆与吉祥。

小时候，对王金凤来说，最大的愿望莫过于迎接新年的到来了。过年的时候，可以吃上惦念了许久的糖果，能穿上崭新的衣服鞋子，能收到爸爸妈妈发的压岁钱，还能和小伙伴们尽情地疯玩几天也没人管，“年”是那么的可爱，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奇光异彩！

王金凤说，记忆中，腊月小年以后，家家户户就正式投入到了过年的准备中。邻里之间见面打招呼也是习惯问一句，过年准备得咋样了？

王金凤说，那时候爸妈带着我们姐妹5个把家里进行一次彻底的打扫之后，就开始采买年货了。像赶集一样，一次次到“老大百”“大副食”“二土产”去买回新衣新帽、蔬菜猪肉、油盐酱醋、鞭炮糕点，其中必买的一样就是五彩缤纷的年画。

过年的这本大书里，年画是序章。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张贴年画就成了人们辞旧迎新的分界线，也成为家庭里欢乐祥和的里程碑。特定的迎新之日，人们心里全是理想的图景，如果想知道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梦想，就去看他们的年画。

吉祥如意，福禄寿喜，是祝福，是期盼。王金凤记得母亲每年必买一张娃娃骑着大鲤鱼的年画。记忆中白白胖胖的小男娃留着茶壶盖头发，穿着红兜肚，雪白的莲藕般的胳膊腿，坐在红色的鲤鱼上，甜甜地笑着，一副喜洋洋的童真模样昭示着连年有余……鸣放串串鞭炮、打着红灯笼辞旧迎新、仙女下凡为主角的年画也是母亲心仪的选购对象。

父亲最钟情的是历史伟人题材的年画，这是历史，是敬畏，是缅怀。每年父亲总要为家里选购一两张主席像。好多年来，王金凤家正对门的墙壁上永远都贴着一张毛主席像，最常见的有毛主席在井冈山、毛主席在辽源、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全身照。家里的墙上还贴着手捧马蹄莲的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的机场合照、毛主席和劳动人民的合影……

一幅画就是一个生活场面，年画不是憧憬，是写真，是记忆，它写实性地描绘出人们的劳动生活场景，讴歌劳动，诉说着真善美。这样的劳动生活题材的年画我家也会买个一两张。这些年画的主角常是在水田里插秧、麦田里收割、棉花地里拾棉花的农民、忙着采莲、采茶、捕鱼的姑娘，开着拖拉机的小伙子，草原上牧马放羊的牧民和搀扶着老人过马路的“红领巾”……

王金凤说，还有一种年画也是老百姓过年时不可或缺的，但是，孩子们对这种年画丝毫不感兴趣，那就是“门神”，这种画不像其他年画般画得那么精致可爱，线条也相对简单，大多数只有两种颜色，人物是黑色的，纸是白色或者红色的，人物一般多为关羽、张飞、李逵、钟馗等。父亲说贴这种年画是为了避凶就吉，保家安，会“好人相逢，恶人远避”的，这种画大多人家也常买。

一幅画就是一个窗口，就是一个故事。最吸引王金凤姐妹眼光的是那些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经典名著为题材的年画，它们色彩艳丽，画面生动，震撼人心，有《八仙过海》《天仙配》《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神话传说、民间传说画面；《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故事画面；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画面。

王金凤说，一年到头，爸妈破天荒地出手大方，我们各自买回了心仪的年画。腊月二十九，我们姐妹5个的任务就是贴年画。爸妈糊棚刷墙，孩子们并不关心，最重要的是贴年画。一时间画香满室，屋子里多了一些生机和色彩，年的红红火火的氛围也被映衬了出来！

清汤寡味的日子里，年画就如一缕缕春风，裹挟着墨香轻轻地袭进了家门，让人们憧憬无限。想着有了年画这些鲜活的符号，再加上家家户户洋洋的喜气，这年味能不浓吗？

一幅年画，藏着美好的故事和深刻的寓意，也藏着一代代人精神的故乡、文化的乡愁，它根植于人们心灵深处，成就着巨变时代中不变的美的延续和文化自信。这个春节，我们不妨放下一整年的行色匆匆，在身边寻一寻年画的踪影，重拾传统文化的记忆，体味那份新年的喜悦和丝丝温暖……

 记者 康桂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