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波

数行鹭立波心月 遁迹香山不肯飞——记红色收藏家孙立波和他的“毛泽东像章珍藏馆”（上）

孙立波为记者撰写毛泽东像章的图片说明。

               2004年7月30日，毛主席儿媳、毛岸青夫人邵华（右2）将军参加通辽收藏家孙立波“毛泽东像章珍藏馆”开馆庆典仪式并剪彩。（孙立波 供图）

1969年，香港侨谊会制的毛泽东像章，红藏界俗称“大红旗”。

2004年8月1日，毛主席儿媳邵华将军为毛泽东像章珍藏馆题名。

1966年，年仅16岁的“红卫兵”孙立波去北京“串联”时得到的第一枚毛泽东像章。

                                                        2014年7月22日，孙立波在京与毛主席嫡孙、毛岸青邵华之子毛新宇将军就毛主席像章珍藏馆展出情况进行交流。（孙立波 供图）

                                                           1969年2月，哲里木盟革委会召开“全盟第二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为参会代表订制的一套毛泽东像章。这套像章共五枚，背景图案分别为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天安门（时称五大圣地），像章背面刻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哲盟第二届积代会”字样，这是哲盟制作的惟一一套毛泽东像章套章。

                                                                                                           1969年，香山农场驻军赠送给孙立波的内蒙古军区制毛泽东像章（正面）。

                                                                                                    1970年，包头革委会赠给下乡知青的毛泽东像章。

55年前，当年仅16岁的孙立波满心欢喜地戴上毛主席像章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自己与领袖像章的缘分会一直延续半个多世纪……

那是1966年，孙立波当时还是个初中生。作为革命小将、“红卫兵”，大家一起结伴徒步去北京“串联”。临行前，老师和同学千叮咛万嘱咐，“千万要从首都北京带回一枚毛主席像章啊！”

初冬时节，寒风凛冽，但想着要被毛主席接见，大家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到了北京，孙立波每天除了盼着毛主席接见，就是到处踅摸买毛主席像章。王府井一处卖像章的店，每人限购一枚。孙立波每天都去排队，轮到他购买时，他总是跟售货员套近乎，“我是大老远从内蒙来的，请多卖我一枚吧！”遇到好心人，真就能多买上一枚。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孙立波满载而归，基本上满足了老师和同学的愿望。

文革时期，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在全国铺天盖地，无处不在，成为全民崇拜国家领导人的最突出表现。作为通辽收藏协会名誉会长的孙立波告诉记者，中国在文革期间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约有5万多种，总量约80亿枚。按当时中国总人口数量7.4亿计算，人均拥有像章量超过10枚。这一奇迹，举世无双。

北京之行，让孙立波对毛主席像章产生浓厚的兴趣。回想这50多年的像章收藏历程，孙立波感言，“我确实很多次遇到收藏像章的好机会，而且一次也没错过，都被我锲而不舍地抓住了！”

1967年，孙立波被分配到扎鲁特旗香山农场职工子弟学校教书。那个年代，人情往来基本都是送像章、语录等。因为工作需要，孙立波经常与军宣队打交道，没几年，他就弄到数千枚像章。特别是1970年到1971年，他所在的香山农场筹建军垦场，驻军有几百人。孙立波由于工作优秀，被调到厂部做广播宣传工作。有一次，部队政治部一主任对他说，“现在部队的像章要回收，我知道你喜欢收藏，我送你一些吧！”这位主任还真是慷慨，珍贵的“五星”像章一下子送给他五盒，足足有500枚，其他像章也送了不少。

1970年孙立波结婚时，向父母提出：婚礼庆典只收毛主席像章作为礼品，不收礼金！消息一传出，亲朋好友既惊奇又感动，大家都被这个热爱收藏毛主席像章的小伙子折服了。按照当地习俗，子女婚嫁，亲朋好友理应“随份子”，凑钱出来办婚礼的。那时候，毛主席像章家家都有，又不值钱，大家四处为孙立波搜寻品相好、造型别致的毛主席像章。婚礼期间，作为贺礼的毛主席像章一下子收到2000来枚。孙立波收藏的像章中，好多珍品都来自那一时期。

毛主席逝世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为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制作过像章。1976年文革结束后，为了促进思想解放和打破个人崇拜，国家发通知收缴毛泽东像章，民众手中的大部分像章都被收缴了。当时，孙立波被抽调到扎旗旗委组织部，协助有关部门做语录和像章的回收工作。由于回收量太大了，孙立波觉得都销毁了太可惜了，就跟领导申请保留了一些像章、语录和宣传画留作纪念。这次抽调，使孙立波获得了意外收获，藏品中又增加了不少精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各地政府开始号召要“勤劳翻番致富奔小康”。毛主席像章、语录、宣传画在城乡各地随处可见，没人再把这些物件当“宝贝”一样珍藏了。

1982年，孙立波到乡下一亲属家吃饭。听说他在收藏像章，亲属跟他说，“我家有一个毛主席在九大讲话时的铁皮像章你要不要？”孙立波兴奋地说“要啊！快拿来看看。”结果拿来一看，铁皮全都生锈了。原来，亲属是拿这个铁皮像章当酸菜坛子盖了，日积月累，怎么能不生锈呢！这次经历，再次激发起孙立波收藏像章的热情。经过多方搜集，几年中，他又收到上百种铁皮像章及带有毛主席像和语录的镜子。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一农场实行“包产到户”，全部物资都被分配殆尽，唯独一尊三米多高的毛主席石膏像没人要，孙立波借机将石膏像保存了下来。就是这尊石膏像，成了孙立波收藏的毛主席像中的珍品，在后来筹建的“毛泽东像章珍藏馆”中，孙立波把它放到了第一展厅，三米多高的石膏像，格外引人注目。

“我既不打牌，也不跳广场舞”，孙立波说，“业余时间惟一的爱好就是收集毛主席像章。”几十年如一日，孙立波把别人休闲、娱乐的时间都用在了毛主席像章的收藏和研究上。到外地出差，他总是喜欢逛一逛当地的文玩市场，搜寻他心目中想要的毛主席像章。半个多世纪的像章收藏生涯，前后花费了他20余万元。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2003年7月30日，孙立波的“毛泽东像章藏品馆”在通辽市科尔沁博物馆开馆。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于健，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王郑生及通辽市委、市政府领导出席了剪彩仪式。

邵华将军1938年10月出生于延安，1939年她一家人由组织安排随同父亲陈振亚去苏联治病途中遭军阀迫害监禁。1946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营救下回到延安，从此追随革命队伍转战南北。建国后就读于北京中直育英小学、师大女附中和北大中文系。1960年同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次子毛岸青结为夫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步入文学和摄影领域，毕生钟爱党史学习，践行主席家风，精心整理主席和革命先辈珍贵史料。出版文学作品和研究专著60余部1800余万字，摄影专辑、影视作品20余部，受到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同仁的好评。历任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正军职、少将军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200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巾帼英才”。2008年6月因病去世，享年69岁。孙立波专程赴京，参加了吊唁活动。

此次开馆，共展出了包括1945年在延安诞生的首枚毛泽东像章在内的近3万枚像章。孙立波细心地将像章分类为梅花章、口号章、抬手站像章、语录章等30个主题。展品中还包括众多宣传画、语录、书籍、实物（摆件）等。宣传画主要包括全国各地的纸质主席画像、铁皮主席画像以及通辽地区的宣传画等4个部分近300幅。

早在1989年，在哲里木盟农垦系统“评十优”活动中，孙立波曾被评为“优秀场长”，受到通报表彰，3月29日出版的《哲里木报》还专门进行了报道；1992年，市农管局调研室根据局党委意见，在3月26日出版的《哲里木报》做了题为《敢叫山河换新装一一记香山农场场长孙立波》的专题报道；1992年，调入通辽联营商场任经理后，孙立波锐意改革，成为行业排头兵；1993年，他率领联营商场搞承包，成为全自治区百人以上工商企业实行“国有民营，租货承包”第一家，受到上级表彰；1993至1995年，他在全区农垦工作会议和盟委扩大会议上先后三次介绍典型经验；1995年，他获得市农管局颁发的“企业综合达标贡献奖”，通报表彰并颁发了奖金。

退休后，孙立波积极筹办红色藏品展馆。2004年至今，把他50多年收藏的毛泽东像章等藏品，先后在市博物馆和香山农场办馆展览。为宣传通辽，特别是发展通辽红色旅游和打造文化大市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2011年12月20日，孙立波被通辽市文化局、通辽市收藏协会评为通辽市第二届“十大收藏家”。从教师、团干部、农场场长、党委书记到国营商场、宾馆经理、政协委员，收藏始终伴随着孙立波一起成长，他收藏的7万余枚毛主席像章，6000多件（册）红色宣传画、毛主席著作、传记，8万多件红色收藏品，串起了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史，不仅为当代及后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艺术鉴赏资料，而且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佐证。

通辽收藏协会和古玩商会理事长李赓文告诉记者，在通辽农垦系统和收藏界，大家对孙立波的评价总结起来就三句话：搞农业是优秀场长，搞商业是改革榜样，搞收藏是四海名扬！ 记者 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