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迹留通辽 同心传千年

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吐尔基山辽墓。　

辽代三彩交颈鸳鸯壶。

契丹，意为镔铁，象征着坚韧如钢、百折不挠的民族风骨。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璀璨星河中，契丹（辽国，国号多次在契丹和辽之间更改，这里所述不包括西辽）这支鹰击长空的民族，以坚韧的风骨，在西辽河流域书写了中华民族多元交融、壮阔厚重的历史华章。

通辽，这片被西辽河世代滋养的沃土，正是契丹的龙兴之地，亦是其家国情怀的最初摇篮。在通辽大地上，每一处辽代遗存、每一段历史传说，都承载着契丹先民的族群记忆与赤诚初心，深深镌刻着这个民族自古便是中华民族重要一员、同心守护家国的千年印记。

一

契丹民族的精神源头，藏于青牛白马的古老传说与奇首可汗的史诗叙事之中。这则起源传说出自《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

传说中的两条河流对应今日地理坐标依然可考，土河即今天的老哈河，潢河即今天的西拉木伦河，两河在今开鲁县一带汇流形成西辽河，这片流域是契丹民族繁衍生息的核心故土，也是其家国情怀的最初源泉。至于青牛白马传说，在笔者看来，契丹作为游牧民族，其先民分属两支，分别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后两部族相互联合，在今天通辽、赤峰一带继续游牧生活，形成部落联盟。经长期融合发展，联盟规模不断壮大，进而分化为具有血缘关联的八个部族，史称契丹八部。这里的契丹八部，同样是部落联盟。

与青牛白马传说相伴的是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历史叙事，《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奇首可汗是契丹部落联盟的公认始祖，奠定了契丹八部的基础。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登临都庵山，抚奇首可汗遗迹慨叹，将始祖传说与建国基业深度绑定，让奇首可汗成为契丹“家国同源”的始祖象征，也让通辽这片土地成为契丹民族记忆的精神原点。

南北朝以来，契丹开始见诸中原政权史书之上，逐渐崛起，并以今通辽、赤峰一带为核心活动范围。唐代先后设置松漠、饶乐二都督府，分别管辖契丹与奚族，强化了契丹与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联结，为契丹从部落联盟走向国家化筑牢了根基。

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是契丹部落时期十分重视农耕的首领。他不仅擅长畜牧，还向汉人学习先进农业技术，主动向部落百姓推广种植庄稼、发展农业，改变了契丹单纯依赖游牧的传统生产方式。在他的带动下，契丹部落粮食逐渐充足、财富日益积累，为后来耶律家族的强盛和契丹从部落联盟走向统一国家，打下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通辽是契丹崛起的起点，更是其家国情怀的萌芽之地。通辽地处契丹政权核心区域，契丹人学习汉人城市营造法式，在此大规模营建城池，境内也首次出现了大批城邑聚落。通辽境内星罗棋布的辽代城市遗址，构成了契丹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核心网络。根据考古发现，这些城市主要包括龙化州（福巨古城遗址）、灵安州遗址、韩州城遗址、豫州城遗址、西孟家段古城、下扣河子古城等大小城市数十个，其中龙化州作为契丹开国之地，是最具标志性的历史遗存。龙化州在皇都（辽上京）建成之前，是契丹政权的核心权力中心。

二

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龙庭，就静卧在西辽河上游一带（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游牧部落来回迁徙，没有严格界限，是大致范围）的草原上，正是这片水草丰美的沃土，孕育了后世契丹的“龙兴之地”——龙化州。彼时，这里还没有城市，只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牧场，是契丹部落世代逐水草而居、繁衍生息的核心腹地，承载着契丹先民最原始的游牧记忆与族群信仰。

公元902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前在奇首可汗龙庭兴筑私城龙化州。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城东金铃岗燔柴告天、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册，立皇太子。他不再是草原可汗，而是和中原政权一样的皇帝。这一刻，不仅标志着国祚二百多年的契丹国的诞生，更在草原上注入了中华文明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灵魂。这也打破了以长城为界，“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格局，从此华夷之别的观念烟消云散，不论长城内外，还是草原大漠、江南水乡，皆我中华，全面开启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新篇章。

龙化州作为契丹“龙兴之地”，自明清以来，其地理位置曾长期存疑。内蒙古民族大学李鹏教授通过地表勘察、文物标本比对、古河道溯源，首次提出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福巨嘎查北侧福巨古城即辽代龙化州。2016年通辽开鲁县发掘辽代皇族耶律蒲古墓，甬道壁墨书题记直接锁定龙化州方位，与福巨古城地理位置完全吻合。2018年经专业考古勘探确认，福巨古城为内外双城结构，符合辽代早期都城规制，地表出土辽代砖瓦、钱币、陶器等遗物，年代与史载完全匹配。国内辽金史专家实地考察后一致认定，福巨古城为辽代龙化州遗址，通辽作为契丹龙兴之地的历史地位得到最终确认。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立国抉择，便在龙化州这片土地上完成。他曾召集群臣朝议，就“尊奉何神”征求意见，群臣主张佛教，阿保机直言“佛非中国教”，太子耶律倍建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阿保机欣然采纳，随即兴建孔庙，令皇太子春秋祭奠，奠定了儒学在契丹的政治地位。这一抉择，并非偶然，而是包括通辽地区在内的草原契丹人与中原汉人长期交融的必然结果，更标志着契丹统治者从文化认同到政治正统的自觉转变，让中华文明的基因，深深融入契丹的国家血脉。

阿保机还推崇刘邦，据《辽史·后妃传》记载：“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他自比刘邦，取汉名刘亿，将后族改赐萧姓，以制度化命名把契丹皇族、后族与中华文明深度绑定。这份跨越草原与中原的文化认同，正是从龙化州这片土地上，悄然生根发芽。

耶律阿保机身边的中原汉族文士韩延徽，辅佐其征服诸部落，建议在契丹境内建城郭、安置汉人降者垦荒耕作。《辽史》记载其“始教太祖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这些举措为契丹国家化奠定基础，也让通辽地区迎来首次大规模城市建设与农耕开发，中原的农耕技术、营城技艺与草原的游牧文化在此碰撞交融，绘就了一幅各民族和谐生活的鲜活图景。

契丹“因俗而治”的南北面官制度，早期实践便始于龙化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的核心区域，当时的通辽地区既有契丹游牧传统，也有汉人农耕生活，契丹据此创立了二元治理模式，除了契丹游牧治理模式，还“以汉制待汉人”。后来，随着国家的发展，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正式确立南北面官制度。北面官主理契丹军国与游牧事务，贴合草原传统；南面官负责汉地行政管理，适配汉人农耕生活和文化传统。这种模式既尊重民族差异，又强化国家统一，让“中华一家”理念在草原落地生根。

三

通辽的考古发现，是契丹民族家国情怀最鲜活的实物佐证。境内留存的辽代贵族墓葬，以未被盗掘的完整遗存，无声诉说着契丹民族交融的历程，镌刻着其家国认同的深厚印记，成为一部立体可感的契丹文明实物史诗。

时间回溯至1985年7月，通辽奈曼旗青龙山镇斯布格图村在修建水库时，意外发现了一座辽代皇族墓葬。经考古工作者系统发掘与考证，该墓被确认为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的合葬墓，这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辽代皇族大墓。

根据墓葬内出土的墓志铭记载，陈国公主是辽景宗的孙女、辽圣宗的侄女，驸马萧绍矩则出身萧氏贵族。该墓共出土文物3227件（组），涵盖黄金面具、银丝网络葬衣、金花银靴、琥珀璎珞，以及中原制式的陶瓷器、玉器等，品类齐全、工艺精湛。这些文物完美融合了契丹民族特色丧葬制度与中原儒家礼制、工艺美学——黄金面具精准贴合墓主人面部轮廓，银丝网络效仿中原殓葬制度，陶瓷器则承袭唐宋时期的工艺精髓，既保留了契丹民族的文化基因，又深度融入中华文明体系，成为契丹与中原民族交融的无声证言。

2003年3月，科左后旗吐尔基山采石场的工人在爆破取石时，意外发现了一座辽代早期石室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闻讯后，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救性发掘，这座墓葬也凭借其重要的考古价值，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吐尔基山辽墓由墓道、天井、甬道、墓室及耳室构成，墓道壁上不仅有契丹文墨书，还绘有栩栩如生的彩绘猛兽图案，尤为珍贵的是，该墓葬未遭任何盗扰，完整出土了彩绘贴金木棺、金银器、玻璃器、漆器等百余件珍贵文物。木棺之上，凤凰、仙鹤、缠枝牡丹等纹样精美繁复，周身悬挂鎏金铜铃，处处彰显出墓主人皇室贵族女性的尊贵身份。考古专家开启彩绘木棺后发现，墓主遗骨保存完整，随葬品更是兼具契丹游牧民族的独特风格与中原地区的精湛工艺，不仅填补了辽代早期考古的诸多空白，更直观印证了契丹建国初期与中原文明的深度交融。有意思的是，这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学界众说纷纭，为其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库伦旗奈林稿辽墓群更是辽代壁画艺术的巅峰瑰宝，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术地位与艺术价值比肩陈国公主墓、吐尔基山辽墓。1972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此清理8座大型壁画墓，出土墓志铭、精美瓷器及大量随葬品，其中近60平方米的壁画堪称“辽代壁画标杆”。壁画涵盖《出行图》《归来图》《狩猎图》等经典题材，场面宏大、技法娴熟，生动还原契丹游牧、宴饮、仪仗等社会风貌，兼具中原绘画传统与草原民族特色，是古代中国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艺术典范。

除这些极具代表性的大墓外，通辽境内还分布着包括扎鲁特旗寂善大师墓在内的诸多辽代墓葬。这些墓葬星罗棋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进一步佐证了通辽作为契丹核心统治区的重要地位，也为契丹人在通辽这片土地上坚守家国，与各民族交融共生，共同奋进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实物支撑。

四

从制度文化全面效仿中原、创制民族文字延续中华文脉，到统治者自上而下笃定炎黄后裔身份、坚守中华正统定位，再到以草原为载体推动民族深度交融、让世界通过契丹认知中国，通辽大地留存的大量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共同见证了契丹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深度认同、自觉传承，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历史佐证。

文化教育上，契丹效仿唐制在草原设立府州县学、推行科举，以经史、文学为考试内容，推动儒家文化广泛传播。辽代创制的契丹大小字采用汉字式字体，彰显对中华文化的深层认同。这些文字曾广泛留存于通辽的辽代城址、墓葬之中，成为契丹家国情怀的文字印记。

契丹统治者始终自认炎黄子孙，这份认同深深植根于通辽这片草原故土。《辽史·太祖纪赞》记载“辽之先，出自炎帝”，耶律俨修史时更主张契丹为黄帝后裔。辽兴宗时，辽朝遣使宋朝称“南、北朝”，彰显其作为中华正统的信念，北宋富弼评价契丹“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行中国法令”，精准印证了契丹作为中华一部分的定位，也彰显了契丹人对中华文明的全面践行。

这种中华认同在契丹帝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历史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铸佛像，铭刻“愿后世生中国”，考古出土的辽代银佛残像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仰慕宋仁宗，每提及必以手加额，感叹“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这份真挚向往，正是对中华认同的生动流露。

近几十年来，通辽地区辽代墓葬陆续出土汉文与契丹文合璧哀册，既留存契丹民族文化印记，又承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成为民族交融、多元一体的永恒见证。奈曼旗孟家段水库就是辽代的秋捺钵广平淀，延续至今的孟家段水库冬捕，传承契丹渔猎文化，更承载着其融入中华、坚守家国的精神内核。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这首文辞优雅的古诗并不是中原人士之作，而是辽道宗耶律洪基《题李俨黄菊赋》，着实有些意外。辽代皇帝贵族普遍精通汉文诗词，不少辽人诗作被收入中原典籍，辽道宗、萧观音等皆有佳作传世。草原之上文风蔚然，契丹皇帝、贵族以能作汉诗、通经史为荣，这不仅是对中原文化的主动学习，更是契丹民族彰显中华身份认同的生动实践。

契丹称雄亚洲草原，在欧亚影响深远，俄语等东欧语言中“中国”一词源于“契丹”，中亚、西亚曾将契丹等同于中国。这一事实不仅印证了契丹的中华定位，更说明契丹从通辽地区的龙化州崛起，带着中华认同走向广阔区域，让世界通过契丹认识中华，而通辽则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传承者。辽道宗慨叹“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这份自信，正是源于通辽各族民众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共同认同。

通辽，作为契丹故壤、龙兴之地，契丹家国情怀早已融入城市肌理与人文底蕴。通辽深入挖掘契丹文化，以陈国公主墓文物开发文创产品，加强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彰显其作为契丹家国情怀承载地的独特价值。同时不断加强对西辽河文化研究研讨，正是千年来对这份认同与情怀的传承。

今天的通辽作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契丹先民已融入各民族，留下的历史印记虽已融入岁月长河，但心系中华的精神一脉相承。境内的辽代考古遗址、出土文物与文化传承，皆是契丹家国情怀的鲜活见证，每一位通辽人都是这份情怀的传承者与践行者。契丹的家国情怀非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深度融入中华文明的家国大义。

契丹以草原为家，以中华为根，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坚守，至今仍在通辽大地生生不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以通辽大地的契丹历史印记忆初心、传文脉、聚力量，坚守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根脉，以千年家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同心续写中华文明的崭新篇章。（邵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