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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历史,总在闪光——延安时期党代会的故事

2019-06-29 来源:陕西日报

任弼时介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 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

“七大”代表证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杨家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

位于延安市区西北约3公里处的杨家岭,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在这里,党中央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不过,真正让杨家岭永载史册的,是1945年在这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敲定会期:间隔十七年的党代会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

然而,1929年,七大并未能如期举行。之后,七大召开时间一延再延,直至1945年才在杨家岭成功召开,中间相隔17年之久。

为何两次大会之间相隔如此长的时间?七大秘书长任弼时在七大预备会上这样说:“七大应早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

事实上,关于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已有之。1930年12月制定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就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重申要召开七大。但随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召开七大的任务被迫延迟。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日渐安定,召开七大又被提上议事日程。在1937年、1938年、1939年、1941年、1943年,中共中央曾多次作出召开七大的决定,但最终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一再推迟。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经过整风,全党思想空前统一,其他各方面条件也已具备,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4年5月10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立即着手筹备工作,准备召开七大,在7个月内开预备会,8个月内开大会;5月写出大会报告及指定发言的提纲,6月上半月成文;预备会开1个月,正式大会一部分公开举行,并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

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杨家岭召开。这次全会前后持续11个月,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全会主要讨论和修改七大的文件,并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最后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通过六届七中全会长达11个月的准备,最终完成了七大的各项预备工作,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选定会址:多方选址后确定杨家岭

虽然七大是在1945年举行,但七大大会会址的选择、礼堂的筹建工作早在1939年就已开始。

当时,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军民伤亡比较大,所以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和代表们的安全,党中央在七大会址选择上是慎之又慎。

中央最初曾考虑在安塞修建开会的礼堂。1940年5月,负责这一工作的任弼时和李富春亲自到安塞县真武洞实地考察。后来觉得尽管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但离延安较远,交通不便,只好作罢。

接着,又考虑将会址放在枣园后沟,因为那里树木密集、高大,便于隐蔽,离领导人和代表们住处也不太远,便于往来。同时,离市区近,便于应急物资的采购供应。于是便在后沟西边山坡上比较平坦的山坳地上盖了礼堂,在附近打了窑洞。建成后才发觉,这里地方太窄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水质又不好,只得放弃。

最后,经多方考察,综合考虑,会址被定在了中央所在地杨家岭。确定会址第三天,时任中央副秘书长的李富春就请来建筑专家杨作材,要他设计一个修建方案。很快杨作材就拿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规模比较大,可容纳所有中央机关人员在里面工作,李富春看后笑着说:“你怎么了,是要在这里建都吗?”这个方案被否决掉,采用了比较适用又有特色的第二个方案。

1941年,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始动工,1942年建成。礼堂大厅长36米、宽34米、高11米,可容近千人,采用四个大石拱为主梁。建筑主要用材是延安遍地皆是的石料,同时又利用了陕北石匠高超的砌拱技术。这是延安当时唯一没有使用木梁或木柱的大型建筑物。

修建礼堂时对其用途严格保密,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兴土木,修建工程浩大的礼堂,到七大召开,大家才明白了原委。

代表审查:正式及候补代表755人

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拔培养与训练党的优秀干部准备为出席大会代表的候选人。”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七大代表的问题,规定了代表的数目、不同成分、男女、各种工作、各个地区的比例。关于大会代表的名额,任弼时4月间向共产国际报告是500人。

为使中共七大能够集全党最优秀的代表于一堂,中共中央成立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事实上,从六大到七大,其间相隔17年之久,要对情况不一、几经变动的各地代表进行审查,本身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加上根据地分散,且受日军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各地选出的代表又有来自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区别,有的同志还曾遭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这就使得审查工作更加困难。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立后,抱着对党和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从1940年5月29日召开第一次审查工作会议起,每隔一两周就召开一次会议,到1941年2月,共召开19次会议。委员会成员认真分析每一份材料,遇到政治上不清楚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地找旁证,向熟悉情况的同志调查核实。他们也找本人谈话,十分耐心地听取本人的意见,心平气和地向对方阐明道理,弄清事实,再决定取舍,决不允许任何无根据的怀疑。

1945年3月,各地代表团组成。中央再次对代表资格逐个进行审查。这次审查很顺利,审查结果是:合格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其中新增补246人,被停止或撤销代表资格的,或被原来的选举单位撤销代表资格的49人。代表资格审查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和七大报告的顺利通过,以及党的最高领导层的选举,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大会召开:代表们坐的是长条靠背椅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七大秘书长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七大的议程: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经过两天的预备会后,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755名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他们分为中直(包括军直)、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代表全党121万名党员。大会还安排了15名人员出席旁听,他们是从事华侨和海外工作的中共党员,以及在延安的日本、朝鲜、苏联、越南、泰国等外国共产党员。

“七大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主席台上,悬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鲜红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是‘同心同德’四个醒目的大字,两侧墙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特别引人瞩目的是主席台上方悬挂的一横联:‘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的摆设也非常简陋。主席台上只有几张铺着台布的条桌和十来把木椅,我们代表们坐的是长条靠背椅。”七大代表莫文骅中将回忆说。

下午3时,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任弼时宣布中共七大开幕。随后,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

4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全篇照稿来念,而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党的最高领导人作口头报告,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的一次。

毛泽东作完报告后,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主席团作了专门讨论,决定延长会期。另外,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经过深入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选举中央委员会,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在选举中先是小组提名,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正式提名,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经过反复酝酿和预选,6月9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会的选举,10日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44人,其中包括毛泽东在此之前非常关心能否当选的王明。当他得知王明最终选上中央委员时,十分高兴地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情绪饱满地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向全党发出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修改党章:是“七大”的一项重要内容

修改党章是七大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5年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造过程、毛泽东所具有的独特的主观条件等,作了全面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报告还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与论述,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

胡乔木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评价说:“整个报告都很好,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这在我们党的党章上是第一次,讲得非常精辟,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七大党章共11章70条。同六大党章相比,七大党章第一次在条文前增写了总纲部分;第一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更加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制度;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七大党章还对原内容进行了一些合并,新增了三章,即“奖励与处分”、“党的地下组织”、“党的监察机关”。

七大党章是根据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党的队伍状况等,制定的一个较为完备的党章,对于规范全党行动,完成党所肩负的光荣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七大党章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制定的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和毛泽东建党理论的新党章。

一个县出了十七位“七大”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755名代表,其中清涧县就有17名。他们是:白治民、白栋材、白如冰、白茜、白国英、王俊、高峰、白向银、唐洪澄、惠中权、李景林、李合邦、白成铭、康步云、白炳炘、刘英勇、惠枫林,其中白治民等5人还是同村,这在全国都不多见。

这些人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大都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在读书期间接触马列主义,受到党的教育,参加学生运动,有一定文化。其次,参加革命和入党时间早。他们参加党团组织的时间大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受过较长时间的革命斗争考验。第三,革命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提高,逐渐成长为革命骨干和领导干部。最后,大多出身农民家庭,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由此可见,一批七大代表来自一个县并不奇怪,这和陕甘宁地区是革命老区,党的工作开展较早,革命影响较大有直接关系。

 


  责任编辑: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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