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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伽蓝之旅

2016-12-27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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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天苍苍野茫茫的科尔沁草原,水草丰美,毓秀钟灵,历史上就有多种宗教流传。被人们所信奉的宗教分别有佛教、萨满教(蒙古额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中藏传佛教分布在蒙古族聚居的广大农村、牧区。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主要是回族,他们分布在科尔沁区、开鲁县、库伦旗、科尔沁左翼后旗、科尔沁左翼中旗、扎鲁特旗的部分城镇和乡村。信奉基督教的人多数为汉族,他们集中在科尔沁区及部分乡村,在霍林河矿区也有少数基督教徒。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宗教文化慢慢积淀成别具一格的文化旅游资源。追求心灵的宁静,抚平世俗纷争中的疲惫心灵,使得宗教寺庙游悄然升温。而寺庙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景观特色,同样吸引着游人驻足。

萨满教在科尔沁宗教旅游文化中最具神秘特色。它是人类最初始的宗教文化,被誉为“人类宗教文化的活化石”。它也是蒙古族最早信奉的原始神教。这一原始宗教在蒙古草原直到13世纪中期,一直占据显赫地位,甚至一度被誉为“国教”。 13世纪中期,自元世祖忽必烈引进藏传佛教萨迦派作为大元帝国的国教以后,萨满教逐渐失去“国教”地位,转入民间。忽必烈虽然剥夺其“国教”地位,但并没有实行高压政策,更没有禁止它在民间传播。

1557年以后,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俺答汗)崛起,统一西部蒙古土默特高原,并向西部扩张。明万历六年(1578年)以后,由于他信奉黄教(格鲁派)并大力倡导,萨满教受到毁灭性打击,萨满教徒纷纷离开西部,逃亡到科尔沁、布里亚特等地。伴随着历史发展、游牧文化消亡,萨满教在通辽市濒临灭亡。但由于地理、政治等诸多原因,萨满文化在内蒙古东部的几个盟,特别是科尔沁地区得以残存且保留得比较完整,对蒙古族医学、文化艺术、歌舞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萨满文化被作为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研究,也成为重要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喇嘛教取代萨满教并广泛传播,成为蒙古全民族信仰的宗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第一,自达延汗之后,蒙古地区新兴的封建领主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取代了旧有的奴隶主占有制而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下,原有的从蒙古社会中产生的萨满教,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需要相应地有一个新的信仰。第二,经过多年的战乱之苦,不仅蒙古地区的广大民众希望平息战争,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就连蒙古上层贵族也向往和平。在这种情况下,标榜积德行善,反对杀生害命;主张尊重人的权利,反对殉葬杀生;提倡苦行苦修,严守戒律,反对贪欲的喇嘛教,恰好适应了社会和民众的这种需要。

最早在科尔沁地区传播喇嘛教的人是内齐脱因阿毕达。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他应皇太极之邀,来到科尔沁传教。清崇德元年(1636年),科尔沁图什图业亲王巴达礼、札萨克图郡王布达齐等人在内齐脱因的教化下皈依佛门,通令禁止萨满教。不久,科尔沁王公集于内齐脱因居住地——白音胡硕,建立科尔沁区第一个黄教寺院遐福寺,俗称白音胡硕庙或黑帝庙。

清康熙、乾隆、道光时期是喇嘛教的全盛时期,蒙古族成年男子的30%~40%均出家当了喇嘛。据统计,哲里木盟是内蒙古地区寺庙最多的地区之一,全盟有寺庙242座,喇嘛12174人。(德勒格在《内蒙古喇嘛教史》中又补充至264座。)其中,库伦旗35座,科左后旗52座,科左中旗89座,奈曼旗24座,扎鲁特旗37座,开鲁县13座,科尔沁区13座。以库伦三大寺为代表的喇嘛教寺庙成为科尔沁伽蓝文化的代表。喇嘛教寺庙建筑、壁画、法会等宗教仪轨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


 

清代初期至中期,朝廷对蒙古严加封闭,整个内蒙古东部只有“政教合一”的库伦旗是个开放的商旅散居地,随着汉族商人集聚库伦做生意,汉传佛教首次传入哲里木盟。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库伦街商会建起一座佛教寺庙——库伦关帝庙。清朝中叶后,汉族农民突破朝廷禁令流入哲里木盟开荒垦种的人数日渐增多。特别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蒙古地区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之后,农民从辽宁、山东、河北一带大量涌入哲里木盟,此时所建寺庙主要分布在汉族较集中的开鲁和通辽地区。规模较大的寺庙有库伦旗关帝庙,科尔沁区圆通寺、文庙,开鲁县保全寺、双全寺和保安寺等。

伴随着清末蒙地的垦荒放牧,汉族农民也将道教传入哲里木盟。这一时期所建的寺观庵堂规模不大,数量少,住观道士也不多。有的寺庙不仅有道士也有和尚。其中通辽市区有太山宫、龙王庙、老爷庙。扎鲁特旗有圣仙宫;开鲁县有天增寺、老君堂、元通观、元觉寺。清乾隆年间,汉族农民流入昭乌达盟开荒垦种的人数日益增多,最早于乾隆六年(1741年),在奈曼旗修建了吉祥寺,初为娘娘庙,庙内供奉三霄娘娘塑像。

此外,清道光元年(1821年)至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回族人从河北、山东、辽宁等地陆续迁到哲里木盟落户,随着回族人口的增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也多了起来。光绪元年(1875年),第一座清真寺在库伦街修建。民国初年基督教传入哲里木盟,设立了开鲁县基督教会和通辽基督教北教,1933年天主教传入哲里木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经过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废除宗教封建压迫制度,大部分通辽市的庙宇殿堂被拆除,宗教人士还俗。有的从事农业、林业、手工业以及医疗卫生等各种社会服务事业,有的成为国家职工。

1953年落实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通辽市宗教活动得以恢复。但1966年“文革”开始后,通辽市仅存而残缺不全的几座庙宇殿堂多被拆毁。这期间,喇嘛教寺庙保存下来的只有库伦旗的兴源寺、福缘寺等几座寺庙。汉传佛教寺庙全部被拆毁,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改为他用,清真寺遭到破坏,道观亦被拆除或改为他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全市依法恢复和建立了宗教活动场所。全市恢复和建立喇嘛教活动场所7处,基督教活动场所12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11处,累计投入资金600万元。全市宗教房产面积达1.2万平方米,院落占地面积为13万余平方米,基本满足5万余名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需要。

独特的历史和人文特点,使得科尔沁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四个特点。一、历史底蕴厚重。库伦三大寺、莫力庙、慧丰寺等,虽然地处塞北,却都曾经与朝廷联系而名声远扬。二、建筑艺术独特。汉藏合璧的寺庙建筑、造型别致的覆钵式白塔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三、神秘的法会宗教仪轨。跳查玛舞、祈福法会等,满足了旅游者追求新奇的心理。四、满足游人宗教情感需求。不论是教徒还是普通游人对于平安、健康、如意的欲求都是同样的,获得祝福、寻求心灵的超脱和淡然是宗教旅游独特的功能。在我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今天,科尔沁宗教文化旅游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旅游资源,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

第一章 藏传佛教

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盛行金刚乘及时轮刚乘。金刚乘是印度密宗与西藏苯教相融合的地域形式。分宁玛派(红教)、噶当派、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五大派别及其他如觉囊派等小派。保留了印度密教四部(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完整体系。口念咒语、手结契印、心作观念。


 

民国二十七年,九世班禅达尔罕传法,当地镌刻“班禅额尔德尼莅慧丰寺传法记事碑”,该碑是大师1927年农历五 月十四日至1928年农历四月三十日共一百零八天传法的真实记录。根据碑文,九世班禅传承的就是时轮金刚乘,举行首次时轮金刚法会,信徒往生香巴拉、这个地球上惟一的净土(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

金刚乘最初传入内蒙古是从忽必烈开始的。当时萨迦派在西藏成为执政教派,对内蒙古影响最大,其次噶举派影响也不可低估。至于宁玛派(红教)传入内蒙古,这种说法不属实。

金刚乘以格鲁派形式传入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始于明朝末年后金时期,至今藏传佛教已经传播了将近400年,历史上就曾经是内蒙古寺庙最多的地区之一。此地在藏传佛教最兴盛时有寺庙242座,喇嘛12174人。清嘉庆以后,寺庙的建立逐渐稀少。至中华民国以后,或重修或赐名,也曾盛极一时。至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哲里木盟仍有喇嘛庙168座,喇嘛约7691人。通辽市藏传佛教寺庙、佛塔等的存在,反映了这段科尔沁蒙古族宗教发展的历史。藏传佛教不仅对蒙古族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物化在建筑、绘画、雕塑、戏剧、音乐、摄影等艺术形式中,赋予了以科尔沁蒙古族文化为主打品牌的通辽市旅游资源以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随着旅游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他们更强调在获得身心愉悦的同时,还要达到增长知识、开拓眼界、陶冶情操、提高思想境界的目的。藏传佛教本身源远流长,具有庞大的理论体系,深邃的思辨哲理,玄远的境界取向,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宗教艺术形式,极大地满足了游客的这些旅游需求。挖掘藏传佛教的旅游价值,符合当今通辽市旅游资源开发的文化需求。

1981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拨款维修库伦旗的兴源寺和福缘寺。自治区宗教局和哲里木盟行政公署还拨款在扎鲁特旗、奈曼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各修建一所喇嘛活动点,方便信教群众和喇嘛的宗教活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对喇嘛进行补助,而且从政治上关心喇嘛。有的喇嘛被选为苏木、乡镇和旗县的人民代表,有的被推选为盟和旗县市的政协委员。

1987年,哲里木盟有喇嘛960名,分布在全盟102个苏木镇,451个嘎查村。其中,库伦旗116名,科尔沁左翼后旗248名,科尔沁左翼中旗207名,通辽市29名,开鲁县27名,扎鲁特旗212名,奈曼旗121名。

1998年,哲里木盟有喇嘛660名。

透过通辽市宗教文化遗产,旅游者不仅能获得宗教知识,借此还可以借此了解到科尔沁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感受当地历史发展的脉搏,满足旅游者高层次的求知欲望。当游客面对藏汉合璧建筑风格寺庙时,不能不追溯历史,去探求在科尔沁大地上,剽悍的草原民族为什么选择了藏传佛教; 也不能不追忆这片土地上一件件与此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一个个与此发生联系的重要人物。这种在旅游中“重古” “重人”的特征,也正是中国旅游者特有的传统。历史的尘烟远去,但是古旧的寺庙和白塔记录着往昔的时光。不论是那些散落的殿堂遗址抑或是复建的伽蓝新貌,如今依旧吸引着游人的驻足和探寻。


第一节 传播沿革

一、科左中旗藏传佛教源流

内齐脱因是第一个来到科尔沁传播藏传佛教的蒙古喇嘛。他原系西蒙古土尔扈特部的著名首领墨尔根·特博讷之子。后出家入藏求法,学成返回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明祟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内齐脱因应皇太极之邀,带领察罕佃齐呼图克图前往盛京(今沈阳)拜见皇太极,归附后金。皇太极赐给内齐脱因的三十个徒弟做“袈裟”的“红布”,并请内齐脱因到东蒙古科尔沁传教。清崇德元年(1636年),内齐脱因首先到达图什业图旗(1636年建旗札萨克,驻地白音胡硕)传教。科尔沁图什业图亲王巴达礼、札萨克图郡王巴达齐等人在内齐脱因的教化下皈依佛门,通令禁止萨满布教。集无数“昂格道偶像”焚烧(是科尔沁一带流传的萨满信奉的精灵神系,多为4厘米左右的人或动物形象,也称“翁衮”),以示弘通佛法。随后,内齐脱因到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乌克善处(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卓里克图亲王等受灌顶,向民众传戒律,有多人出家。不久,科尔沁王公聚集于内齐脱因喇嘛驻地——白音胡硕,建立黄教寺院遐福寺,称白音胡硕庙或黑帝庙,奉藏大藏经,使其成为喇嘛常住之所。

清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的第三女固伦端靖长公主下嫁达尔罕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代多罗郡王奇塔特,随身带来了活佛好毕力干。这位喇嘛来到科左中旗以后,极力宣传黄教,兴建庙宇,于顺治三年(1646年)建成了达尔罕旗第一所寺庙阿佑喜庙。这一年固伦端靖长公主又从北京请来隆福寺主持喇嘛那克卜昭德巴,到该旗进行佛事活动。从此,黄教在科左中旗日渐活跃,出家人日众。

清朝的统治者在科左中旗大量修筑寺庙(这其中包括著名的莫力庙、汤格尔庙、慧丰寺),并给予喇嘛优厚的待遇。受统治与剥削的蒙古人民,为了祈求冥福,情愿把孩子送进庙里当喇嘛。有的地方除留长子在家接香火主持家事外,其余孩子全部出家当喇嘛。到乾隆、道光两朝时,旗内可以说庙宇遍地,教徒如云,高僧辈出。喇嘛教在科左中旗达到了鼎盛,出家当喇嘛的人数达到成年蒙古族男子的30%~40%。在当时的社会,人们以出家当喇嘛为家门之光荣,甚至以“一人出家为九族之佛缘”,被他人仰慕。凡婚丧嫁娶、吉凶祸福及民间一切重大事情,无不恭请喇嘛参加。到清末,全旗有名的庙宇就有33座。

中华民国时期,喇嘛教在旗内仍然十分兴旺,寺庙有增无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当时整个兴安南省有庙宇197座,科左中旗就占76座;喇嘛总数9015人,科左中旗就占3544人;全省平均蒙古族每千人中有28人当喇嘛,科左中旗每千人中有35人当喇嘛。

1966年“文革”开始后,科左中旗仅存的几座庙宇也被拆毁,只留下断壁残垣。

1989年5月,科左中旗人民政府拔款修建了宝龙山的喇嘛活动点——玛义吐庙,该庙有6间瓦房,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1991—1997年,旗人民政府三次拨专款共3.8万元,对玛义吐庙进行扩建和维修。至2000年,全旗尚有喇嘛38名,分布在全旗15个苏木乡镇。


 

二、奈曼旗藏传佛教源流

自明末清初以来,奈曼旗格鲁派兴起有着一段神奇的传说。在东蒙古科尔沁传播喇嘛教的内齐脱因喇嘛来到奈曼后,见到衮·巴图鲁王(即奈曼旗首任札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衮楚克·巴图鲁鸿台吉),发生了一段神奇的传闻:奈曼王对内齐脱因喇嘛很不欢迎,令他赶快出境。可这位喇嘛却托出宗喀巴金像说:“你不认识我,可这佛爷却认识我。”说话间,金像果然向喇嘛微笑了。奈曼王见状大惊,当即皈依佛门,礼拜喇嘛,笃信尤深。这里“金佛微笑”纵然具有迷信色彩大可不信,然而,西藏喇嘛教开始传入奈曼地区却是真实的。从此,包括奈曼在内的广大蒙古地区开始兴建佛教寺庙,相继流传了三百余年。

据传,奈曼旗最早的喇嘛庙是德勒图如特庙,汉语称奈曼庙。庙址选在奈曼旗西南方,因庙得名,其村名也称奈曼庙。今属土城子乡哈日干图村,建庙时间不详,大约是在17世纪30—40年代,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移址于今沙日浩来苏木半拉庙嘎查。从清初到中华民国年间,奈曼旗共建喇嘛庙24座。其中早建的庙宇都有移址新建或就地重建的经历,而每建一座新庙,必须以奈曼旗首座德勒图如特庙的石头或砖为奠基石,以示佛光千秋永照,信徒吉祥如意。奈曼旗先后所建24座庙中,舍唐庙和回思庙在解放后由奈曼旗划入库伦旗境内,其他22座庙址皆在现奈曼旗境内。1934年时,奈曼旗有喇嘛庙21座,喇嘛1668人。

1938年日伪当局在大板(内蒙古巴林右旗)举行庙会,召集伪兴安西省的700余名喇嘛,举行第一次兴安西省全喇嘛大会,讨论喇嘛素质的提高,进行喇嘛实态调查,确立庙产配套、蒙文教师(庙上附设蒙文学校)普及等问题。1940年,组建伪满洲国喇嘛宗团,罕庙活佛任宗团长。当时伪兴安西省实有喇嘛庙90座,喇嘛8012人,其中奈曼旗实有喇嘛庙20座,喇嘛2142人,庙属户共824户,庙宇数占全省22.2%,喇嘛数占26.7%。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认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使绝大部分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乃至普通喇嘛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向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1947年10月,在土改运动中,奈曼旗在处理庙宇问题上采取“驱僧拆庙、平分庙产、彻底破除迷信”的过激行动,喇嘛们各奔他乡、自食其力或还俗成家参加生产。庙属牲畜、土地及财产全部分光,庙宇建筑遭到人为破坏,全旗20座喇嘛庙无一幸免。其中1939年才整修一新的大沁庙首当其冲,人们砸碎了石雕泥塑的各种佛像,火烧了大塔、庙堂和各类经卷,仅3天时间,81间殿堂、钟鼓楼等全变成残垣断壁。

1956年,中共奈曼旗委统战部成立后,规定境内残存庙院房屋属全民所有,由旗统一管理,并且责成使用单位负责保护和修缮。有部分庙宇建筑被用作供销社门市或库房,也有用作小学教室或农业社社舍等。

“文革”中所剩无几的残庙被视为“四旧”全部拆毁。截至1998年,奈曼旗历史上24座喇嘛庙中,除仅存的原和硕庙白塔作为哲里木盟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外,具有300余年历史的庙宇建筑已经不复存在。

1962年,奈曼旗喇嘛人数从解放初期的454名减少到292人,其中终身以宗教为职业,年老而无力参加生产劳动,只能诵经度日的有40人;既参加生产劳动又在农闲时节为他人诵经者99人(当时在不违反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允许喇嘛在社会上进行礼佛念经的宗教活动);已还俗成家参加生产劳动的有153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旗委、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终身未娶的喇嘛或年老体弱的喇嘛按有关规定发放适当的生活补助费。为使喇嘛们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旗民委于1986年在旗政府所在地大沁他拉镇建立了“奈曼旗喇嘛活动站”,委派两名学衔高、资历深的喇嘛常驻活动站主持活动仪式。1988年,在奈曼王府院内修建一座庙堂,雕塑一座释迦牟尼佛像,同时给喇嘛们修建僧舍,保障喇嘛活动的正常开展。每逢宗教节日(解放前的庙会日),境内各地的喇嘛集中到活动站,做法事活动。届时,各地信徒(蒙古族居多)前来进香拜佛者络绎不绝。截至1998年,奈曼旗尚有喇嘛56人。

三、科左后旗藏传佛教源流

喇嘛教虽然很早就传入科左后旗,但大范围普及是在康熙年间开始的。康熙十九年(1680年),旗多罗郡王布达礼接受清廷赐予的三十个度牒,在双和尔山南格德日占草布克地方建立三间寺庙,并将自家供奉的释迦牟尼像和从土默特旗迪延齐喇嘛处抄写来的《甘珠尔》经卷送到庙里供奉。任命贺其英贵为该庙达喇嘛,令其广招徒众。这是科左后旗所建的第一所寺庙,又是喇嘛教得到札萨克支持,公开传播的端倪。

雍正八年(1730年),客籍藏医包德巴,得到旗札萨克郡王支持,用行医收入在吉尔嘎朗甸子温勤岗建“敖特奇庙”。后一度经改建,至道光年间又修筑120间大庙,定为郡王家庙,法名“广福寺”。鼎盛时僧侣达七百多人。

自康熙至乾隆的一百多年间,是科左后旗喇嘛教的发展时期。道光以后,王公贵族、官僚都以在自己的宅第附近建庙、诵经供佛为荣,努图克(区)、艾里(屯)的官吏修建的寺庙也颇多,出现了旗庙、府庙、努图克庙、族庙。

自清嘉庆至道光的五十几年和光绪年间,是科左后旗寺庙建筑的两个鼎盛时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全旗有喇嘛4868人,占蒙古族男性人口的26.2%。

中华民国至伪满统治时期,社会动荡,蒙民生活日蹙,喇嘛教威望日衰。虽然伪满统治当局曾提出发扬喇嘛教的口号,并在吉尔嘎朗建喇嘛学校,选派喇嘛到日本留学,但都无济于事。喇嘛内部的戒律日趋松弛,信教之风趋向低潮。据1937年调查,全旗有寺庙43座(包括区划调整后,仍归双福寺管理的6座),在寺喇嘛1728名。从中华民国元年到二十年,只建一座呼日根庙(又称僧格林沁祠),以后没再建庙。

在信奉喇嘛教极盛时期,境内蒙古族虔诚笃信喇嘛教,几乎家家户户供佛烧香。富者日烧三香,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点燃佛灯,每年正月要请大批喇嘛念经礼佛。贫者起码也要在年节向佛像烧香膜拜。各寺庙每年都有定期的经会,名目繁多,届时蒙民扶老携幼赶赴经会,烧香叩头祈祷,并且施舍饭食和财物、数日远道徒步去五台山者也不乏其人。更有甚者,在膝盖、手掌处系以薄木板面向五台山,一步一拜前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生产生活上,无论养畜、耕地、盖房子、动土、看坟茔,还是外出打猎、出远门,都要请有威望的喇嘛指教。若逢村里失盗、被劫,或有人患急病、失踪、轻生等异常现象也要问卜于喇嘛,或念经灭灾,或请指出得失因果。对地震、彩虹、日月蚀、彗星出现等异常现象,都要从喇嘛口中得到有神论的解释与说明。每年或每隔几年,多数村屯要请众多喇嘛念太平经,生计较宽裕者每月都要请1-2名喇嘛念太平经,并已成为定制。蒙民的婚嫁、丧葬、年老庆寿、患病都离不开喇嘛念经为之消灾祈祷。


 

解放后,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不断更新,信奉佛教的人减少。喇嘛寺庙除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遭部分损坏外,余者多因年久失修而自然倒塌。仅剩的两座庙也在“文革”中被拆毁,并夷为平地。1986年,由人民政府出资,在尚有喇嘛较多的朝鲁吐苏木建一座仿古庙,作为小型活动点。

四、扎鲁特旗藏传佛教源流

扎鲁特旗的喇嘛教至17世纪40年代,清廷采取了鼓励蒙古族王公带头信奉喇嘛教的政策,扎鲁特旗也有到盛京实胜寺当喇嘛的僧侣。

清康熙年间,在扎鲁特左、右翼旗嘎海因召、宜合他拉兴建了嘎海庙、宜合他拉庙。随着信教崇佛的潮流,扎鲁特王公修庙立佛,原扎鲁特左右二旗境内,自康熙年间开始陆续建筑的喇嘛寺庙有18座,1949年10月,由科右中旗划入扎鲁特旗行政管辖的寺庙为13座。共计31座寺庙。1986年遗址尚存的寺庙有十几座,有喇嘛85人。

五、库伦藏传佛教源流

库伦旗蒙古族普遍信仰喇嘛教。清朝政府对蒙古大力提倡喇嘛教,在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地方先后设置了七个政教合一的喇嘛旗,库伦旗为其中之一,而且是建置时间最早的喇嘛旗。

库伦旗第一代喇嘛阿升希日巴,早在16世纪70年代进入蒙古地区传播黄教,被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尊称为“额其格喇嘛”(意为父亲喇嘛)。他出身于藏族萨木鲁家庭,17世纪30年代初,由盛京(今沈阳)西北法库山到库伦,把库伦辟为宗教领地,为库伦喇嘛教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后清政府又规定库伦喇嘛旗的札萨克达喇嘛的缺出均由出自萨木鲁家族的喇嘛补缺。库伦旗蒙古族一向把札萨克达喇嘛当作红色文殊希礼佛的化身顶礼膜拜。库伦旗虽为喇嘛旗,但喇嘛的数量是有一定限度的。清朝政府规定库伦旗喇嘛数额为1000名,并按这一限定数额发放证明喇嘛身份的度牒和年俸。

库伦旗喇嘛服装,受班弟戒之后便可以肩披称作“苏门奥尔黑木扎”的轻便袈裟,身穿黄色衣袍。这是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特有的一种待遇。因为在其他地方,只有达喇嘛或担任德木齐以上教职的喇嘛方可如此穿着。夏季上身穿一种称作“额仍”的坎肩,下身围双层裙:里层的称为“班扎拉”,为白色衬裙,外一层的称“善他巴”,为紫色罩裙。头戴用薄纱缝制的形状如钹的大檐凉帽。

清朝时期,在库伦街先后建造16座喇嘛庙。其中建筑规模较大的有兴源寺、福缘寺、象教寺和吉祥天女神庙。兴源寺为旗主庙,旗札萨克达喇嘛既是旗最高行政长官,又是兴源寺锡勒图喇嘛(首席喇嘛)。库伦作为最早建置且由清朝政府直接管理的喇嘛旗,在寺院内不乏一些珍贵的佛教文物。诸如察哈尔部林丹汗三件宝物之一,即在青瓷纸上用金粉书写的《甘珠尔》经一卷。此外还有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顶盖骨,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的袈裟,五世达赖喇嘛送与西布扎衮如克喇嘛的吉祥天女画像,宾图郡王所奉献的一千两白银铸造的吉祥天女像等等。这些珍贵文物都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毁掉。

库伦旗解放前,蒙古族均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各家各户不论贫富,都设有佛龛。少数富户有家庙,供奉佛像。中老年人一般每天早晚拈香叩拜,每逢初一、十五还点燃佛灯;每年正月间请喇嘛念太平经。有的人除了在家中请喇嘛念经外,还到寺庙上布施,或为佛灯添油,或备办经膳等。在俗人中不分男女,凡年过半百者,均自备一串嘛呢数珠,每当有闲暇时默念六字真言。多数妇女年逾六旬即请喇嘛受戒,削发为查布干察(即尼姑),专为子孙祈祷,为自己的来世修福。总之,虔诚信佛者把一生中所能遇到的一切,以及来世的事情都祈求和寄托于寺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取消宗教活动,众喇嘛还俗回乡从事生产劳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纠正“左”倾错误,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旗委、旗人民政府对兴源寺和福缘寺进行修缮,基本恢复了原貌,并指定福缘寺为宗教活动之地,决定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为库伦庙会。如今,每逢庙会,方圆数十里之内的广大信徒们云集库伦镇进香,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六、科尔沁区藏传佛教源流

清代光绪二十五年(约1899年),这里就修建有白塔子家庙,始有喇嘛教活动。但直至1935年才比较盛行,大约每100名蒙古族人口中就有3人是喇嘛。当时通辽县境内喇嘛庙有莫力庙、胡力海庙、胡力根庙、坤都庙、爱新庙、道宝庙、那日嘎庙等,少数富裕者还有自己建造的家庙。有葛根(活佛)、呼毕勒干(转世活佛)和大小喇嘛共3000多人。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经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运动,废除了喇嘛教中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宗教界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喇嘛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大部分喇嘛从事其他事业。但喇嘛的正当宗教活动受到法律保障,在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中的喇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对无依无靠、年老体弱的喇嘛按“五保户”给予照顾。同时,1981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为开放喇嘛教活动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同意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凡现存寺庙,都作为重点维修项目。

1993年,根据自治区第三次佛教协会精神,为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满足广大蒙古族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需求,依通政发〔1993〕77号文件批准,在通辽市西拉木伦公园北侧修建一座喇嘛庙。该庙由全国政协常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内蒙古佛教协会会长乌兰活佛命名为“吉祥密乘大乐林寺”。并于1997年7月29日,批准通辽市吉祥密乘大乐林寺纳入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正式登记开放。

1997年9月9日,经自治区、哲里木盟、通辽市等宗教管理部门协商同意,根据佛教仪规及众多僧俗群众的请求,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原塔尔寺法台、自治区佛教协会会长乌兰活佛任命包天虎为吉祥密乘大乐林寺第一任主持喇嘛,法名为葛喇藏奥斯尔呢玛。

至1998年,通辽市有喇嘛32名。其中,从内蒙古佛教学校毕业的年轻喇嘛占40%以上。吉祥密乘大乐林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恢复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成为通辽地区喇嘛教和蒙古族信教群众的活动中心。

2007年,“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最终被拆毁的莫力庙复建工程开始。2009年,正殿集宁寺竣工。

七、开鲁藏传佛教源流

开鲁县境内历史上建有艾葛庙、普清寺、嘎海庙等八座喇嘛教寺庙。喇嘛僧众最多时近千人。

1928年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到达开鲁县,开鲁县在县城北门外搭彩棚,县里知名人士和寺庙主持僧等出城迎接。县内及周围旗县的蒙古族民众,有的携儿带女,纷纷赶来,向活佛顶礼膜拜。活佛为众人祷告佛光降临,平安吉祥。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加紧控制喇嘛教,县内喇嘛有的迁往外地,人数减少。后来由于战乱、土匪滋扰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据1949年统计,全县仅有喇嘛51人。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信教民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受到保护和尊重。但在“文革”期间,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遭到干扰破坏,有些信教群众受到迫害,有的宗教界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冤假错案被纠正平反。到1984年调查,县内有10名喇嘛仍供佛念经过宗教生活,有21名喇嘛还俗,有的当了医生。1988年全县仅剩6名喇嘛,都已年迈体弱,无依无靠,由政府定期定量给予救济。到1999年全县还有2名喇嘛。

第二节 宗教活动

宗教文化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各种宗教活动,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仪式“繁殖礼”,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的重大活动,因为笼罩着浓重的神秘色彩,从而更能满足游客猎奇的心理。科尔沁喇嘛教也不例外,一方面因为源于异域印度,在西藏传教过程中又吸收了藏地的苯教,在内蒙古传教过程中融合了草原上的一些原始宗教的因素,在其宗教法事活动中更加显得复杂和神秘;另一方面作为“密宗”,在一些宗教仪轨、法事活动、僧职人员宗教活动等方面与汉地佛教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使得大批游客对它比较陌生,充满了好奇和敬畏的心理,这些都极大地满足了游客的求异心理。法事活动中香客来往不绝,游客驻足观望,寺庙一派热闹景象。莫力庙建成之初,就因为盛大法会吸引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商旅,甚至因此庙东二里处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交易场所,现在仍被称为小街集。

清代,哲里木盟各喇嘛庙的法事活动除普通诵经法会和比较隆重的法会举行的日期和内容有所出入外,其他基本一致。各寺庙的宗教活动可分为一般法会和跳鬼(又称查玛)两种。

一、科左中旗藏传佛教寺庙宗教活动

(一)一般法会

一年内最大的庙会有正月初三至十五举行的祝福会、二月二十七至月未最后一天举行的“敏得尔”会(敏得尔系蒙语,即供奉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四月初八至十六举行的嘛呢会(即念经会)、六月初十至十五的大祝福会和腊月二十三至三十举行的扎布斯仁会。

祝福会,称“意如格乐会”,是最大的庙会,目的是“祈求人类的平安、团结与幸福”。庙会期间庙堂内外香烟缭绕,鼓乐齐鸣,活佛居于正面最高处,左右配以高中层喇嘛的座席,一直伸展到门外。庙会开始后,喇嘛们日上殿3~4次,每次近一个时辰,在活佛或大喇嘛的带领下,首先诵念诸佛赞颂文,如太平经、观音经、极乐愿文、净土愿文等经卷。最后一天,丑时前后上殿,除读太平经、观音经、极乐愿文和净土愿文外,还要读阎魔王经,在午前七时许进行祈祷大会,即送“朗达磨”泥体(朗达磨王,又作朗达玛王,以激烈弹压佛教而闻名的西藏王)至庙外旷野焚烧。

敏得尔会,庙内的喇嘛全部参加,在呼图克图喇嘛、诺门罕喇嘛或本庙主持喇嘛的带领下,把敏得尔(释迦牟尼)佛像放置在车子上。然后许多人拉着车,在喇叭锣鼓声中,绕庙列队走一圈,意思是崇拜释迦牟尼佛,为他演奏音乐,为他祝福。

嘛呢会,四月初一至二十,各庙举行“嘛呢法会”。念“嘛呢”经,也称“宝音胡力雅呼会”,即积福积善的意思,意思是,宁可折磨自己,以承担人类的一切苦难。每日早上二更时起床,向佛磕头,按位就坐的各喇嘛谨守静默。不进茶食,不说话,静坐在庙堂专心致志地默诵经文。全体念经完毕,由喇嘛或拜庙的年轻者向前屈左腿,叠手于右膝之上,致辞说:“开口吧!”然后各喇嘛才可以谈话。每人喝“阿尔山水”(圣水),允许接着吃早饭,喝嘛呢茶,给每人大饼三枚。然后,继续念经至午饭时止。后再念至晚饭时止。晚饭庙上不提供,至日落时再念经一两个小时,然后归宅就寝。法会期间禁止食肉,并隔日吃饭,在不吃饭那天除念经外即默坐,不得说话。


 

4.善缘法会

历史上喇嘛教兴盛时,导致各类庙会期间,赶来参加庙会的人除哲里木盟外,还有昭乌达盟、呼伦贝尔盟、锡林郭勒盟等盟旗的王公贵族、善男信女。他们有时在庙会前一个月就开始赶旅途,最兴盛的庙会能聚集上万人。庙会开始时,庙门大开,香客如云,烧香、磕头、许愿、还愿,祈求神佛保佑。这时,喇嘛们戴着神、鬼、鸟、兽各种面具跳舞诵经,俗称“跳鬼”,煞是热闹。庙会期间也进行交易,牧民们出售牲畜和畜产品,购得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旅蒙商人设摊叫卖,出售各种商品。久之,寺庙附近逐渐形成了交易所。每逢庙会,赶庙会的人们络绎不绝,庙周围帐篷、蒙古包成片,人畜稠密。平日寂静的草原,一片喧嚣,成了闹市。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喇嘛教寺庙法事活动也有了新的微小变化。祈福保佑的功能被运用到一些节庆游艺赛事活动中,成为有独特色彩的新民俗形式。2010年在奈曼旗白音他拉镇包古图沙漠举行的“2010白音塔拉杯中秋赏月暨U2越野车沙漠夺金赛”上,举办方请来了经缘寺的喇嘛祈福。在夜幕的沙漠中,佛号阵阵,喇嘛们念经的声音此起彼伏,暗红色的喇嘛袍在篝火的照耀下显得神秘而庄重。佛号声透过沙漠地表空气,声音颤动着向远方传达着佛的神圣和威严,佛教信徒纷纷点起高香,磕长头并请活佛摸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都聚集在现场,尽管沙漠中的晚上气温很低,但是有的群众甚至抱来了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希望获得活佛的祝福。在虔诚庄严的气氛中,参加赛事的普通游客同样感受到了震撼和宗教的神秘力量,也纷纷走上前去烧香、磕头,并请求活佛给予祝福。民间体育赛事使得喇嘛教祈福文化在这个特定的小空间里展演、传承,反之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赛事内容的丰富性。

二、奈曼旗藏传佛教寺庙宗教活动

(一)如布珠乌兰查玛(十大显赫灵图查玛)

该“查玛”流传于奈曼旗,每年八月十五日举行,是由10个红头红脸红衣服、腰扎虎皮的喇嘛持剑表演。舞蹈中还有由两个人披布扮演狮子或大象,身藏一个小孩子,表现生产小狮、小象的情节。

(二)朝德白拉姆查玛(天女查玛)

流传于奈曼大沁庙。每年五月二十五日举行,由8个身着白衣的喇嘛扮成女神,在画有三丈高的释迦牟尼像的挂布前跳“查玛”。

(三)丁哈日查玛

每年三月十五日举行表演。表演时,由20多人围成圆圈,诵经后缓慢地跳查玛舞。

此外,奈曼旗寺庙也流传着“米拉查玛”。

三、科左后旗藏传佛教寺庙宗教活动

喇嘛教传入科左后旗以后建立大量寺庙,作为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各寺庙除经常性的佛事活动外,一年内还有“意如格乐会(祝福会)”“阿佑喜会”“雅日乃会”“明干珠拉会(纪念宗喀巴圆寂)”“扎布斯仁会”“草日会”“查玛会”“桑吉德会”“图门满都拉会”等大型庙会。这些宗教活动在规模和时间安排上各庙均有差异,而且有些活动是一庙独有的。例如“敖特奇会”是每年五月初一至十五,广福寺为纪念建庙日而举行的诵经庆祝活动。“却列会”“桑吉德会”“图门满都拉会”等则是双福寺所属学部(扎仓)举行的集会。

每当举行庙会时,善男信女们不远数百里赶来参加。附近商贾也前往庙会做生意,称“赶庙会”。凡赶庙会者,在一片诵经声中,纷纷拈香拜佛,拿出所带银钱放在佛前供桌上,随意布施。庙会期间,除了作各式各样的佛事活动外,还举行跳“查玛”及摔跤比赛;商贩们临时搭席棚,摆摊设床,出售各种商品。农牧民赶庙会不仅能够观赏热闹,而且也从市上购得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


 

(二)色力布却金查玛

色力布却金查玛,流传于扎鲁特旗,每年正月十五、七月十四表演。有“色力布却金”1人、“日哈巴”2人、“阿哲日”2人、“杜德木”2人、“套德格木”2人、“哲布”2人、鼓手2人、击钹手2人、“翁斯德”2人、“格布贵”2人。

七月十四的“查玛”有扔“骚日”仪式。正月十五、七月十四两次表演,均以念经结束。

(三)伊顺查玛

“伊顺查玛”由一个人表演,每年的“三九”前念经八十一天,作为准备阶段。此间,每晚只睡一个小时,每餐只吃一两,不见天色。

“三九”第一天开始跳“伊顺查玛”,共三天。头两天在室内,第三天在室外,穿单衣,服饰类似蒙古博的法服。结束时举行扔“骚日”仪式。

五、库伦旗藏传佛教寺庙宗教活动

清朝时期,随着喇嘛教在库伦旗传播,开始兴建寺庙,随之出现一系列的宗教活动。在诸多寺庙法会中规模较大的庙会有查玛法会、嘛呢法会。

(一)伊和查玛(大型查玛)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查玛舞由西藏传入锡勒图库伦,并成为寺庙盛大的法会之一。

这种在科尔沁地区规模最大、角色最多、流传最广的“查玛”,在库伦旗主要流行于兴源寺。时间是每年正月初八、六月初八开始排练六天,正月十四、十五和六月十四、十五正式跳这种“大型查玛”。

参加“伊和查玛”表演的喇嘛有120人,分为“大查玛”、“小查玛” 、“内查玛” 和“外查玛”。角色和表演程序为:在18人鼓乐队和千余喇嘛诵经声的陪衬下,“格布贵”喇嘛(掌堂师)4人分别带领120人由左右两侧有秩序地上场。分布在外圈的有“小查玛”,其中“好和麦”4人,“布力耶姑”4人,“阿哲日”(天师)4人,“额日波黑”(蝴蝶)8人;“大查玛”,其中“道尔吉顺巴”2人,“达拉额和”(度母)21人,查玛老翁、老妪各1人及小孩4人。在外圈的称“外查玛”。分布在里圈的有“大查玛”,“姑耶胡”2人,“迈特尔阿尔斯郎”(狮兽天神)2人,“包贵”(鹿神)1人,“嘎尔迪”(凤凰)1人,“道格西德”(凶神)13人,“玛哈噶喇”(依怙天神)4人,“乌依很腾格日”(女天神)4人,“衙门德格”(镇魔天神)1人,“额日利格汗”(阎王)1人,“朝日吉勒”(牛神)1人,“怒胡德”1人,“那木斯来”(财神)1人,“哈兴汗”(欢喜佛)1人及神童4人。在里圈的又称“内查玛”。同左中慧丰寺的仪式一样,“查玛”开始后,众神在鼓乐的伴奏声和“翁斯德”喇嘛的诵经声中绕场一周,表演一段缓慢而刚健的舞蹈。

查玛舞在庙前专用场地进行,每次跳查玛舞时赶来观看的信徒特别多。观众进入场地后男女分开,男在右侧,女在左侧。通常由寺庙的格伊格喇嘛协同旗卫队或警察维持场内秩序。这是一种在科尔沁地区规模最大、角色最多、流传最广的“查玛”,由于主要流行在库伦旗兴源寺和奈曼旗大沁庙、科左中旗慧丰寺和莫力庙等寺庙,且规模大,因此,也叫“伊和查玛”(大型查玛)。

(二)嘛呢法会

这是库伦旗解放前喇嘛教传统的法会之一,属于兴源寺宗教活动开始以后,喇嘛举办的不定期法会。法会的筹备工作一般提前两个月就开始了,主要是炼嘛呢灵丹丸。所谓炼嘛呢灵丹,就是喇嘛们用白面制成小粒,再把小粒染成红色后盛在“贲巴”瓶里。据说这些盛在贲巴瓶里的灵丹会自然繁殖,前来参加嘛呢法会的众信徒可以领几粒带回去自行繁殖,即可受佛法的保佑。

大约从清同治年间开始,兴源寺的嘛呢法会由不定期变为定期,每隔三年,即逢牛、蛇、鸡年举办嘛呢法会。这种规模盛大的法会持续时间长,从农历七月初五至初七,需用三天时间修建座位,从初八正式开始至十四,举行七昼夜。在这期间,凡参加诵经的喇嘛必须持斋,不得走出院外用石子摆成的界线。

每逢嘛呢法会,不仅本旗的善男信女前来朝拜,邻近各旗的信徒也纷纷前来进香。届时,在兴源寺大院内外香客云集,当街货摊摆得琳琅满目,热闹非凡。


 

科尔沁区藏传佛教寺庙宗教活动

20世纪30年代,通辽地区喇嘛教的活动范围小,活动次数及参加人员不多,且活动极为平凡。活动形式一般为一个喇嘛或几个喇嘛出庙到牧民家念经礼佛。一般蒙民年内最少请喇嘛诵经祈福一次,富裕之家月请喇嘛诵经祈福一次。也有以寺庙为场所,在庙内活动的。这种庙内活动规模大,但大小庙年内活动次数不一。

1947年,通辽市解放后,废除喇嘛教中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部分喇嘛还俗或者投亲奔友,喇嘛活动萧条。

1987年,通辽市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办学习班的形式,召集喇嘛学习和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讨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计,并讲经典,论佛事。

1993年,吉祥密乘大乐林寺的筹资兴建,为全市喇嘛教活动打下了根基。至1997年,吉祥密乘大乐林寺的主体建筑基本竣工后,通辽市中止20多年的喇嘛教活动开始恢复。

吉祥密乘大乐林寺除每日早晚念诵净化、招财、祝福经外,每年还举行庙会5次,即农历正月十五“诸佛诵经法会”,四月十五嘛呢会,六月十五“祝福”大法会,九月二十二“迎接释迦牟尼佛法会”,十月二十五“宗喀巴大师诞辰法会”。其中,四月十五嘛呢法会和十月二十五宗喀巴大师诞辰法会最为隆重。每当两会时,方圆几十里、几百里外嘎查村的蒙古族男女老少,以及东西邻近省市旗县信教群众纷纷赶来参加庙会,磕头许愿,烧香拜佛。庙会为期7天,其间念经声昼夜不断。赶庙会的还有美、日、德、蒙古和中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香客和游人。庙会每年接待信教群众和外地游客上万人次。

七、开鲁藏传佛教寺庙宗教活动

开鲁喇嘛教除喇嘛每日晨起聚众念经外,每年春、夏、秋、冬四季举行不同名称的经会,进行法事活动;同时每年举行庙会,念经跳“查玛”;平时喇嘛们应邀为婚、丧、疾患者等诵经拜佛,禳灾祈福。最隆重的经会、庙会在每年的农历十月二十五举行,目的是悼念佛祖释迦牟尼,也称“哲松哈巴”。届时,王公贵族和牧民携家带口,纷纷赶来,为婚嫁、诉讼、迁居移牧、生老病死等事祈祷,求神护佑平安吉祥。同时向庙进贡财物,以示虔诚。庙会期间,各类商贩也赶来做生意,庙会非常热闹。1928年春,九世班禅达尔罕旗传法曾到达开鲁县,引起轰动。活佛为众人祷告佛光降临,平安吉祥。

第三节 寺庙

哲里木盟(通辽市)是内蒙古寺庙最多的地区之一。据调查,全盟有寺庙242座,喇嘛12174人。其中寺庙分布:库伦旗38座;科左后旗50座;科左中旗79座;奈曼旗24座;扎鲁特旗30座;开鲁县13座;科尔沁区13座。此外,据资料增删22座(后旗增2座,中旗增10座,扎鲁特旗增7座,库伦旗减3座),合计264座。另外,当时的科左前旗划归辽宁省,该旗寺庙也有十几座,未包括在以上数目之内。

喇嘛教寺庙因与蒙藏满汉传统艺术相融合,无论是寺庙的建筑、壁画、唐卡等艺术品,泥塑、石雕、玉雕等造像艺术,还是满蒙汉藏四种文字撰写的匾额,法器、佛乐、查玛等艺术,都给人以宗教艺术美的享受。一道道独特的奇特景观,使游人宛若身临其境,会感觉自己步入神秘的殿堂,心旷神怡,流连忘返,由于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因此具有特殊的美感功能,满足了游客在游览过程中,“重艺术欣赏”的传统。一件优美的宗教艺术品,或者一首动听的宗教赞歌,感染人的不仅仅是信仰的力量,同时也有强烈的美的力量。面貌一新的寺庙开始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显现出独特的魅力。


 

一、科左中旗寺庙

科左中旗最早的庙宇是阿佑喜庙,兴建于顺治三年(1646年),坐落在原本旗境内的敖门温都勒。顺治四年,旗内又建造了圆觉庙和他本套拉盖庙。康熙十九年(1680年)又建造了极乐集福庙(慧丰寺前身)。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又在该庙东侧兴建了极乐法轮庙(衍寿寺前身)。这两座庙都坐落在本旗玛拉沁苏木。以后庙宇逐年增多,到1937年,全旗共有喇嘛庙宇76座,常住喇嘛4.262人。在寺庙中,著名的庙宇有三座,即汤格尔庙、慧丰寺、莫力庙(后隶属科尔沁区)。

(一)汤格尔庙

汉名寿安寺,蒙古语称“乌力吉阿穆古楞吐苏木”,藏名喇西得丹陵,是达尔罕王九家子所属的古寺,坐落在花吐古拉苏木花吐古拉嘎查北4千米处,是黄教古寺之一。据《蒙古地志》载:“汤格尔庙为科左中旗札萨克之菩提寺,以壮丽著称,僧房百余间,有喇嘛500人。”汤格尔庙大约建于清康熙二至四年(1663—1665年)间,建庙之初只有一座三层楼共计九九八十一间的大经殿。后历代达尔罕亲王集资和本庙喇嘛募集,增建转经楼、大佛殿等建筑。形成了一个规模宏伟的建筑群,主楼大殿称大经殿,是全寺喇嘛诵经的处所。大经殿左前方为该庙曼巴喇仓(医学学塾)和执事办公的地点。右侧建有供奉七大佛像的殿堂。主楼大经殿至垂花门的甬道两旁,分别建有钟楼、鼓楼。垂花门上高悬着嘉庆皇帝赐名的满、蒙、汉、藏四种文字书写的匾额。垂花门后西侧为佛爷府,即呼图克图喇嘛的居所。东侧建有服装库,里面存放着全寺喇嘛在举行庙会时穿的僧衣、袈裟和跳鬼时穿用的各种服饰。寺庙大院东侧有一跨院,是寺内喇嘛用餐之处。厨房内置三口大锅,蒙语称“满金涛高”。每口锅一次可做一石(250千克)米饭外加一头牛、一口猪的肉粥。寺庙大院外围北端,有汤格尔庙喇嘛街。其街分五条,排列整齐。

汤格尔庙活佛共转生三世,常住喇嘛五百余人,极盛时期喇嘛人数不下千人,清末时二百余人,伪满时期尚存一百余人。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该庙被群众拆毁,喇嘛解散。

2006年由白莲花、德吉德等僧俗申报复建寿安寺(唐格尔庙)。经自治区批准,在2007年由吴占友活佛选址复建。

2009年11月2日由诚烈多吉大喇嘛正式接任并建设至今。正在建设的寺庙虽然还没有完工,但是气势壮观的莲花型殿堂和僧舍已经初见雏形。在古榆林和国家4A景区孝庄园文化旅游景区的映衬下,汤格尔庙的旅游价值已经凸显。

(二)慧丰寺

慧丰寺,位于科左中旗玛拉沁苏木巴音诺尔嘎查,俗名玛拉沁庙。

清廷为鼓励达尔罕王的军前之功,将“额尔和莫图固伦”公主(皇太极之女,顺治帝之姐)下嫁给达尔罕旗郡王奇塔特。为庆贺这一重大事件,始建玛拉沁庙,由清廷赐名“慧丰寺”。顺治五年(1648年),由奇塔特郡王和固伦公主从北京请来“隆福寺”主持喇嘛那木布卓德巴主持本寺,次年圆寂。顺治七年(1650年),郡王与公主,经乃吉托音喇嘛认定那木布卓德巴喇嘛的转世灵童为该庙一世葛根,共转世六代。至1920年,六世葛根管理全旗寺庙。玛拉沁庙是旗庙,它对本旗各寺庙有统辖之权。

玛拉沁庙由慧丰寺、极乐集福庙、极乐法轮庙(衍寿寺)等寺庙组成。主体建筑由错钦殿、诵经殿、供佛楼、藏经楼、四大扎仓、两所葛根宫及许多佛殿、庙仓、500间僧舍组成。是哲里木盟喇嘛教修习、深造经典的中心寺庙之一。


 

该庙鼎盛时喇嘛达700余人,1937年有喇嘛230余人。1966年,“文革”惨遭破坏。至2000年仅余一座残殿。坐北朝南、灰瓦硬山顶为典型汉式建筑。横阔五间、进深二间。门廊半间。保存彩绘藏式壁画,大都漫漶不清,甚至褪色。门廊两侧为八吉祥仙女。大殿北墙中心为释迦牟尼及舍利弗、目犍连。周围环绕为佛传故事,如佛“诞生”“成道”“涅槃”,历历在目。其中佛“诞生”最为精彩,两位身着红色袈裟喇嘛相向手持净瓶当空为释迦牟尼太子沐浴,这与汉地佛教九龙浴太子题材迥然不同。东西两墙为16尊者及佛母。殿徒四壁,门墙皆无,顶部洞开,直见蓝天,直至坍塌。

慧丰寺因九世班禅驻锡而闻名遐迩,该寺保存一通“班禅额尔德尼莅慧丰寺传法记事碑”。碑额、碑座均佚失,只存碑身,高120厘米、宽80厘米、厚20厘米,正面为汉文楷书,背面为蒙古文楷书,两面皆为阴刻。该碑是大师从1927年农历五月十四日至1928年农历四月三十日,共一年零八日传法的真实记录。

九世班禅是一位爱国的宗教领袖,由于西藏外侮内残的历史及四分之一军费问题,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在内地漂泊达14年之久,一直为加强藏汉民族的团结而努力。他居住、供养和活动主要在内蒙古,而他首次启建时轮金刚法会的地方正是达尔罕旗。众所周知,藏传佛教称金刚乘、密乘,是北传佛教的一支。其经典原为梵文,现以藏文为主,主要弘扬印度密教与西藏固有的苯教思想,保留“印度密教”四部(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完整体系。时轮金刚乘是金刚乘分支。藏传佛教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九世班禅在达尔罕传承时轮金刚乘,碑文曰:“请班禅活佛宣授时轮金刚密法以度沉沦众生而往生善巴拉净土”,善巴拉即香巴拉或香格里拉是地球上唯一人间净土,其余净土例如西方极乐世界、东方净琉璃世界,华严净土一律在天上。关于香巴拉见于藏文典籍及文学艺术作品,在藏文大藏经第一卷中记载有关香巴拉的经文,六世班禅据此写了《香巴拉指南》及《香巴拉祈祷文》。香巴拉或香格里拉净土的存在,一直是悬念。近年,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如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为香格里拉圣地,如同石破天惊,无疑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附录:九世班禅出走西藏的原因

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的师父,年龄大七岁,曾亲授九世班禅比丘戒。对于师徒失和十世班禅曾作过如下评论:“达赖和班禅,是西藏历史上形成的两位活佛,两人在政治上、宗教上的地位平等。达赖世居拉萨(俗称前藏)班禅世居日喀则(俗称后藏),分别执掌前藏、后藏的政教大权。那么,为什么九世班禅要逃到内地,这反映了西藏一段外侮内残的历史。”

两位活佛所处的正值西藏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时期。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武装侵略西藏,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同心协力领导西藏僧俗抗击侵略者。两次抗英战争均以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当时九世班禅出于爱国热诚,尽管辖地仅占全藏的1/10(达赖占9/10),却主动承担1/4的军费。

英国未能武装征服西藏,于是改换手法,从西藏内部寻求代理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世班禅被迫去印度,坚持抵制反清“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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