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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和重要组成

2016-08-05 来源:

研究某种文化,应该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人们说起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经常认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族群,生产生活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所相同的地方也只是相互影响的结果。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考古学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人群过着定居生活,经济类型是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在北方地区生产工具中,细石器所占的比例较大,显示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比同期的中原地区人群更依赖畜牧或者狩猎。其来源和组成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区著名考古学家田广金、郭素新结合气候变化对内蒙古地区史前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关系做了详细的阐述,他们指出,在最后冰期结束后,从公元前6千纪末—前5千纪末的适宜农业发展期间,北方长城地带从东到西均发生和发展了农业文化。一个是东南部的兴隆洼——红山文化体系,以筒形罐为主要特征,由于离海较近,雨量相对较多,所以旱作农业传入较早,文化发展较快,是全国最早孕育文明因素的地区之一;一个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公元前5千纪末,由起源于渭河流域的以杯形口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群溯黄河北上,到达鄂尔多斯地区,几乎同时,太行山东侧以鼎和小口双耳鼓腹罐为代表的后冈一期文化人群经张家口地区西进,首先来到了岱海地区;稍晚,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文化人群又经晋中地区北上,也来到岱海地区。这两个系统的文化碰撞,融合,在内蒙古中南部实现了第一次农业文化人群的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前叶,早已掌握了石砌围墙技术的红山文化居民的后裔开始西进,与末期小口尖底瓶(仰韶文化系)人群融合,在中国北方迸发出第3次文明的火花——老虎山文化。其标志是石城聚落群和三空袋足器的出现。在岱海地区距今4300年的降温事件发生后,老虎山文化开始东进和南下。向东,石城建筑技术和鬲文化因素渗透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向南,构成了朱开沟文化的主体;另一支沿汾河谷地南下,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成为进入文明阶段的陶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青铜时代,在岱海中南部和东南部分别出现了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地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甚至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也有一定的联系。此后气候向干冷期转变,其中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变化最为明显。人们不得不缩小农业的比重逐渐向畜牧业转变,一些具有畜牧民族的特征的器物开始出现。考古专家通过对鄂尔多斯青铜器时代重要遗址朱开沟遗址(距今4200年—3500年)各文化层所含植物孢粉分析,以及对鄂尔多斯地区全新世(距今1万年以来)植被变化而复原的降水曲线研究,得出朱开沟遗址早、中、晚期生态环境向冷干方向不断恶化的结论。进入新石器后期和青铜时期以后,随着北方草原地区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草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方式逐渐由原始农业、渔猎定居转向游牧。北方草原地区的部族有的南下到相对温暖的地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有的随着季节的变化在草原上开始游牧生产生活,游牧民族正式踏上了历史的舞台。

可以看出,北方草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地带,它之所以变成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是生态环境、族群变动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中国北方戎狄诸族,由于其畜牧业本身就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所以仍然遵循着中原农业民族的礼制,在朱开沟遗址中就发现了商式铜鼎和铜爵等礼器。《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的记载也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根据的。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同种同根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由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草原文化在经历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等几个高峰期的发展延续,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今天已经演变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长河。这个长河已经毫无悬念地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大江大河,使中华文化汇江成海,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海洋。

巴特尔)

编者按

7月27—28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与内蒙古文联主办,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内蒙古)、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民族民间艺术委员会共同承办的“新丝路·新思路:民族文艺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60多位民族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及民族文艺工作者参加。

论坛深入探讨了民族文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文化意义、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艺创作的问题与出路、民族艺术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民族文艺、民族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以及“草原画派”概念的界定与运用、草原音乐与草原文化、民族文化资源在民族电影中的有效转化、民族电影在“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中的发展空间及传播等,力求在中国民族文艺研究领域中树立品牌,成为推动民族文艺研究与创作不断发展的新举措。

草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马知遥

草原文化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存模式和文化体系,展现了人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熟悉大自然、利用大自然、与大自然搏击的过程中为生存而产生的非凡创造力。而这些独特的文化形态经过百年来的积淀和传承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遗产,不仅是蒙古族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草原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尤其明显,民间歌舞首屈一指。蒙古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游牧性质产生了很多优美而动听的游牧民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草原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也是值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节日,传统的体育比赛,传统的婚俗,传统的建筑技艺,传统的饮食等,这些和蒙古族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非物质文化如果没有传人,很快会被现代化的发展淹没,成为绝响。另外,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经过这里,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传说和古迹,草原丝绸之路开放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增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友谊,这都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况且在“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提出的当下,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应成为工作重点,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应该摆到重要地位。如果不加以重点保护,可能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会过早地丢失。还有充满魅力的科尔沁草原文学,本土作家能够持续地吸取这里的营养,并使之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本身就构成了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

蒙古族世代居住的蒙古包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其营造技艺已于2008年申报为国家级非遗,是蒙古族文化与智慧结合的产物。内蒙古地区口头流传的好多叙事民歌和民间文化,现在都属于非遗项目,曾经这些叙事民歌和民间文学大多数没有文化记载只是口头流传。蒙古族史诗《格萨尔》长达18000行,口头流传于蒙古各部。《江格尔》产生于蒙古族卫拉特部,经过不同时代、地域的传唱,形成了具有157部长诗及异文,约19万行的鸿篇巨制。这些非遗项目都得到了国家级非遗的名号,这说明我们的保护是很见成效的,但如何让这些国家珍宝得到保护和长期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文化的稀缺性、独特性以及不可替代性是其经济价值的重要源泉。仅仅看到非遗的文化价值还是不够的,如果不能有效挖掘和创造出经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终将因有心无力而落入空谈。首先要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不能将文化遗产孤立地看待,要放到整个生态大环境下,进行整体保护才可能获得持久保护和发展。在草原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时,一定要坚持草原文化特色的底线,不能为了时髦,将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嫁接过来,这样既不利于本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又会破坏草原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深度旅游应该成为保护和利用的助手。每一种文化旅游活动,都必须深度诠释,细致解说,说明民族文化活动背后的民族心理、观念、思维模式、民族性格、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等,使旅游者不仅看到一个民族外在的物质形态,而且深入、系统地了解该民族内在的无形的文化形态,这将有助于各民族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还可以在牧区建立游牧生活博物馆,或者草原民族博物馆,将过去生活游牧中的用具、传唱的歌谣、劳动生活生产的工具等都收集起来,作为草原文化的一个固定的集中展示,让更多人了解到文化差异带来的民族文化多样性。

  责任编辑:苏伦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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