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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  我的乡亲——知青生活琐记


2011-03-07 19:13:45 

孙继辉

孙继辉,开鲁县人,1956年11月生。1975年高中毕业后到东风公社电报局大队插队,1976年末参军,1981年退伍后在开鲁县广电局当记者,1986年调县委办公室工作。1983年至1988年完成内蒙古民族师院中文系函授学业毕业。1991年曾先后任县委政研室主任县政府办主任,县政府助理调研员,现任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思想的融和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从城市到农村都被包围在浓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中,震耳欲聋的时代宣传使大多数被动选择了接受。然而情感的融入必须假以时日,因为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当不以土地为依靠的城里人把农村看作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时,农村人正在以艰辛的劳作与饥饿和贫穷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是怀着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用昂扬高蹈的姿态,来嗅觉农村那清新的并伴有散淡的政治空气的。可一旦弯下腰来“脸朝黄土背朝天”时,早已被思想忽视的身体便会产生一种异样的一时难以接受的疼痛。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认识农村和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人们,用身体去考验这种疼痛的价值,以此来获得心灵上的感悟。

——作者题记

一九七五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在继续推陈出新。这一年全国掀起了学习株洲经验,要求以家长工作系统为单位组织知青下乡。因此,开鲁县卫生系统把我们十八名(11男7女)子女编成一个知青组,七月十五日上午,在一片锣鼓声和阵阵口号声中,被送到农村扎根落户。同学们戏称我们是“十八棵青松”被移栽到了肥沃的黑土地上。我们十八个青年十八岁后人生的第一次生活尝试,就这样被历史以锤炼的姿态投进那个时代的轰轰烈烈的熔炉里。

然而,农村这个熔炉并没有青年人理想中的火热。这里的天是晴朗幽静的,人是敦厚善良的。由于农民最讲求实际,所以他们依然遵循着传统的生存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量不耽误农活,偶有政治学习活动也是大家聚在一起或默默地听,或嘻嘻哈哈地议论一番罢了。这种散淡的政治氛围,缺少了被打倒的对象,形成了整个村庄和平共处的人际关系。半年下来,除了还带有劳动的艰辛所持有的疲倦外,我们已基本从学生蜕化成地地道道的农民,真正变成了村里人。

我们所在的二队有一正一副两个队长,队长姓赵,主抓政治思想工作,两道浓眉,神情严肃,经常到知青点来转转,有时盘腿坐在大炕上和我们聊些天南海北的事,之后第二天齐保管就该来了,一个精瘦干练的小老头乐哈哈地问这问那,随后带来许多生产生活必用品,搞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副队长姓孙,主抓生产工作。他是一个谦和的长者,白净的脸庞总带着几分卑躬的神情,他从不吆三喝四的,即使分派农活也是和和气气地跟你说,说得你没有脾气,其实你也不会发脾气的,他分派的活合情合理,照顾了个人的体力和特长。他对我们这些知青很是关照,除了能跟上大帮一起干活的外,其他体质较弱的人都安排些较轻的活干,如看青、看场院、放牲口、浇地或做些零活。村里老少爷们都服他,是因为他熟悉村里的每一块耕地,根据年景就能清楚,今年哪块地种啥,有没有好收成,一般来说都不会差。就凭这一点,他也应该有几分衿持亦或傲气才对,可他行事却谨小慎微,不说一句多余的话。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家庭出身富农,因成份不好曾经挨过整,近几年搞抓革命促生产,他凭着练就的一身好把式当上了生产队长。我们很同情他,也非常尊敬他,其实家庭出身对我们这时的青年人已没有相处的障碍,比如福财同学家庭出身就不好,可我们知青却待他象哥们一样。但是,当时的出身问题仍在组织政审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当时大队(村)里有民兵连,生产队有民兵排。我们被编在二队民兵排里,排长姓谭,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两年前中途退学回乡务农,他和我们不同的是,身上透着一股农村青年的成熟和精明强悍的朝气,相同的是他也经常流露出青年人常有的那种孩子气。然而,真正让我了解他的是在一次夜间拦河救水“遭遇战”中,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果敢奋勇和强烈的责任感。

庄家长到一人高时,夏浇便开始了。当时夏浇用的是河水,由于夏水能肥田,所以各个村都非常看重夏水浇田。公社为了防止各村在夏浇时因水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就提前安排出浇地顺序,由公社统一开闸放水,依次浇地。那天晚上,有可能要轮到我们队浇地,但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于是队长就让谭排长带两个人连夜巡查,一旦水下来就先浇西北大片地的玉米。我和大光同学被谭排长点了名,有幸当了他的巡逻兵。那天没有风,漆黑的夜色异常沉闷,周围青纱帐更增漆了黑暗的神秘气氛,不免令人寒噤。我们扛着铁锹不停地在田间穿行,为了对付从黑暗中频频袭来的蚊子和无名小虫,我手拿一束蒿子挥舞着跟在谭排长身后。我们先到渠首看闸门分水情况,然后又检查了西北大片地的灌溉渠道,接着就准备去明天修堤的地方。当我们行至村西南时,前面传来哗哗的流水声。谭排长感到奇怪,说这里不该有水啊,边说边循声跑向水渠。这是一条自西流向东南的支渠,渠道不算宽,水势挺急,大约有两个水左右吧。我们分析认为,一是邻村浇地决堤跑出来的水,再就是看闸人放水失误。望着眼前白白流走的水和饥渴的庄稼,着实叫人心疼。谭排长当即立断:拦水浇地。这时已是子夜,四处不见星点灯火,整个村子都消失在黑暗中。

我们从渠两岸向中间填土筑堤,开始还觉得很顺利,但当堤坝合拢到不足一米宽的时候,水流湍急犹如一条惊龙,扔下的土刚到水边就被它吞噬而去。我们已连续奋战两个多小时,仍然缚不住这条惊龙,显得有些束手无策。谭排长很激动,他说决不能让这水白白浪费掉,一定要堵住它。于是他叫我们砍些树枝扎树排。那天夜里蚊子又多又凶,虽然我们不停地挥锹挖土,仍驱不散蚊子的攻击,全身除一条裤衩外,所有裸露部位都被叮咬得肿胀起来(当时并未发觉),实在挺不住时,用手往身上一抹就是一片血迹,若在平时这一定是惨不忍睹。树排扎好后,谭排长跳进齐腰深的水里,抱住树排堵截水流,眼见水流趋缓,我和大光同学迅速向树排两边填土。在水里时间一长,谭排长体力渐渐不支,大光就跳下去接替他,过一会儿大光顶不住了,我再接着往下跳。我们三个人依次轮番,下水——填土,填土——下水,一直奋战到凌晨四点钟,终于筑起一道拦河坝,让河水顺从地淌进田里。

这时天光已亮,周围的青纱帐又慢慢地显现出白日里的葱茏。

农村有很多种农活,可是我们却对那些耕畜象马呀牛呀驴呀的更感兴趣。队长很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或是让我们接触更多的农活),就派我们去跟着车送粪、拉地,跟着犁杖种地,牵着毛驴拉磙子,因此我们也学会了许多农活。

当时队里有两辆大轱辘车,每辆车由四匹健马拉着,一匹驾辕,三匹拉头梢子。这可是队里的两个宝贝,春种秋收冬运全得靠它们。农村称赶车的叫老板子,也叫大把(一种尊称),他们一位姓齐,一位姓张。人们都说车马随人,还真是不假。张大把是个慢性子,慈眉善面,乐哈哈的总是不愠不火。他爱惜马如同己出,大杆鞭子在空中舞得呼呼作响,可落在马身上的时候不多。他赶的马车没有毛(惊)过,坐着有安全感。特别那匹红鬃大辕马,高大健壮,老实听话,它要是往那一站,任凭前面的三匹马恁地也拉不动它。齐大把恰好相反,他行事如风,侃快利落,决不拖泥带水,所以他赶的马车也象他一样,只要他把大杆鞭子往空中一挥,四匹马立刻奔走如飞,快且稳当(有时也有毛楞之嫌),青年人或胆儿大的都喜欢坐他的车。

齐大把驯马有套功夫,从马群里抓出来刚上套的生马(没拉过车的),大都性情桀骜,暴躁惊乍,可到了齐大把手里用不了几天,保准它服首贴耳。一般来讲,大把们无论打惊马还是驯生马,只打两个地方,一是马头,二是马脖子。打马头是有危险的,因为马的眼睛和耳朵都不能碰,眼睛容易打瞎,被打了耳朵的马将来容易惊车,所以打马头只能打嘴。鞭子迅速凌空从右边抽下去,用鞭梢打马的左嘴叉子,从左边抽下去打马的右嘴叉子,大鞭的梢子似钢丝般凌厉,一鞭子一道血印,这主要是对付惊马的妙着儿。打马脖子要打脖子根、前腿腋,这个部位皮薄毛绒,打着又疼还打不坏,这是打那些调皮捣蛋的马或驯生马时用的办法。


我们跟张大把的马车时候多,因张大把对人随和,有时还把鞭子递给我们,让我们过把赶车的瘾,而齐大把轻易不把鞭子交给别人。

庄稼割倒后,队长组织马车和牛车拉地(从田里往场院运粮食秸杆),还特意让我和大光同学跟着张大把的马车干活,于是我们就有机会摸鞭杆儿了。有一天往场院拉谷子,张大把突然闹肚子赶不了车,就把马车交给我们俩。大光赶车,我跟车;大光把大鞭子甩得“啪啪”作响,四匹马飞快奔跑,坐在车上直觉得八面来风。当时我俩只干了半天,可这半天竟比平时多跑好几趟。我们也没觉得怎么累,反倒觉得这活干着痛快。然而,第二天张大把病还没好利索就上车了,令我们疑惑不解。后来听说当晚他不放心他的马,去马厩里给马喂料,看到四匹马都不爱吃草,身上汗迹斑斑,就知道牲口被用过力了,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这就是他带病上车的原因。事后大光向他道歉,他也不发火,仍是乐哈哈地说,牲口和人一样,干啥都不能心急呀!

整天干农活特别费衣服,所以我们都喜欢穿那种耐磨的蓝帆布料做的服装。那时候有两种服装挺时髦,一种的黄军装,可惜很难搞到,整个知青组也没有一两件,另一种就是大家都能穿上的蓝帆布劳动装,当时工厂发这种服装当工作服,有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亲戚的就能弄件穿,后来服装厂批量生产,在县劳保商店也能买到了。衣服磨坏了,舍不得扔,就拿到老乡家缝补。赵队长家有台缝纫机,他媳妇针线活不错,打的补丁方方正正,平平叠叠,不象补丁,倒象服装设计。她们有时也用手针缝补,村里的女人和女知青都会做,她们捏针锁线,纳出的针脚细密结实并不比机械活差啥。那个年代穿带补丁衣服似乎很能群众化,就像常常披件黄大衣的领导干部很革命化一样,这里边除生活水平和条件有限外,好像还有一种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可能是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改造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农村人最容易交朋友,只要你不藏着掖着就能交透。我们年轻单纯没有弯弯绕,很快就融入这群敦朴善良的人之中。简单地说,到谁家都不会饿着渴着。刚开始时大家三五成群走东家串西家,后来熟悉了,每个人就建立了自己比较固定的关系以及常去的人家。谭排长父母热情爽朗,对我们知青特别好,谭大爷高调大嗓门,喜欢讲他早年往事,如他给地主耪青抗活,被日本人抓劳工,拽着媳妇跑“大鼻子”(在中国东北同日军作战的苏联红军)。我和晓明、大光等几个同学一边听一边吃谭大娘做的高粱米水饭和蒸茄子拌蒜,真有在家的感觉。

农村特有的一种人人喜爱吃的食物,叫格漏子,是发酵后的高粱米磨成的面做的,有点象饸饹,但比饸饹床子的漏孔多很多,一次可供十几个人同时吃。刘大爷家格漏子做得好,吃的也勤,所以村里人都叫他刘格漏,又叫他刘“红”,因他有个红红的鼻子头。同村人好跟他开玩笑,在路上遇见时就问老刘今天吃啥呀?他更明白你的用意,回答肯定是格漏子,如果我们回城或出外工回来后,他就打发孩子叫我们去他家吃格漏子。

村里有个王大叔懂中医,人们都叫他二先生或二大夫,诊脉、针灸、拔火罐、刮痧都会,医道还挺不错的,周围村子找他看病的人也挺多。他常到知青点来聊天,他说他的医道是祖传的,这行在中国古代叫郎中,就是现在医院里面穿白大褂的大夫,接着他就讲张仲景伤寒论,华佗无奈曹孟德,李时珍本草纲目。因他给人治病,交际面广,所以队长就常派他到外面给村里办事,这次队长又让他带人到南老河(西辽河)边的村子割一车柳条。

农村干活离不开抬筐和土篮子,每年都要进行更新和添补,我们村没有这种柳条,只好年年到外面沿河的村子里割。这次二先生只带着我们七八个知青,带上晌午吃的干粮咸菜,坐着张大把的马车前往。这个村(忘记村名)离我们村三十多华里,村里人都知道二先生的医名,听说二先生到了,一些人来找他看病,有的还拿来鸡蛋和自家园子的青菜。我们通过介绍认识了队长,队长热情大方,当即派人去河边安排割柳条的地方。队长给我们准备了午饭,我记得吃的小米饭和高粱米饭,还有一桌子熬的大菜。饭后队长又带人帮我们割柳条,然后送我们回村。这事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感动,农民办事虽然也有亲疏远近之分,但在他们身上却普遍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那是一种闪光的可贵品质:善良的愿望和真诚的对待。


当时在农村有两种知识青年,一种是城里下乡来的,象我们这样叫下乡知青,另一种是回乡知青,家本来就在农村,读书毕业回家务农,后来知青就专指城里下乡的青年。虽然都是知青,但下乡和回乡知青是两种命运,下乡知青可以通过推荐上大学、招工、当兵、提干 ,几年之后大都返城了;而回乡青年进城的道路却窄而且少。张生就说,你们下乡知青是接受“再”教育,我们回乡知青是永远“在”教育。

张生是当时回乡青年,与我们同届。他在学校一定是个学习不错的学生,知识很丰富,和我们在一起谈古论今,评文品诗,他出口成章,我自恃读书不少,但不及他。才子转运逢盛世,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张生当年考入吉林师范学院,毕业后当了教师,天随人愿,终未能如他所说扎根农村永远“在”教育。

我们下乡时全国知青工作开展七、八年之久,早已摆脱初期那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成为一项正常而又重要的社会工作。县一级成立了“五七”办(专管知青工作),公社设立“五七”助理,每个知青组都有带青干部。知青集体住房由县里拨款建筑,下乡当年的伙食费由县里承担,减免生产队的一切公摊费用,劳动所得归自己。可以说,下乡当年的我们象实习学生,轻松自在,虽然干农活艰苦些,但还能挣到工分。然而,第二年我们就和社员一样了,除自己花钱吃国家供应粮外,取消了所有待遇,成了实际上的农民。

当我们成为实际上的农民后,面临的第一位问题就是过日子。过日子和干农活不一样,干农活费力,过日子费心,费心更难。我们集体户住房建了四间,两间通明的住男生,靠东头一间住女生,中间是厨房,一个土碗架子,两口大锅,以后剩下的活计就是过日子的事,也就是说该由我们自己过日子了。农村常说的一句话,房子上了盖,活计干一半,接下来的活计由我们自己来完成。填大坑,筑院墙,打烧柴,买米磨面,养猪养鸡,除了猪鸡养不好,其他的活我们都干得有声有色。板打墙在农村算是比较重的活,百多米一人多高的院墙,硬是靠我们自己一锹土一夯砣地拼下来了。队长也很关照,给我们划出几块田里的高粱、玉米和蓖麻秸秆当烧柴。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割、捆、拉、垛,几天功夫,全村最大的柴垛就整齐地矗立在我们的柴院里。我们解雇了做饭师傅,由宪国同学采买,亚丽同学做饭,男生轮流挑水,俨然是个过日子人家了。

在农村过日子要过两关,一关是艰苦,一关是简单(或单调),艰苦关过后,就是无尽无休的简单,如果没有长期在农村生活中修成的定力,这日子是顶难熬的。那个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没有电视,电影放映要一个来月才能轮到一回,再就是队部门前树上的大喇叭,时常放些“革命歌曲”和现代京剧。当时还有两种形式是配合政治运动搞的,一种是学习大寨精神,开展农田大会战,此情此景犹在眼前:天寒地冻,红旗猎猎,男女老少齐上阵,平整土地打畦田。为了营造热烈的氛围,队长叫我们把扩音器搬到地头,大喇叭支在田间,玉华同学(后来她是村党支部副书记)当播音员,由我和克俭等几个同学当记者,现场采访写稿播出,一气呵成,给大会战的竞赛场面扇风点火吹气。另一种是学习小靳庄,开展田间地头赛诗赛歌会,干一起活下来累得臭死,说话都不愿出气,谁还有闲心作诗唱歌呀。所以不是冷场就是晒场,几场下来就没有人张罗了,这项活动也就不了了之。

在开展文艺活动中,我们知青组成了村里的主力军。永平同学和嘉新同学原来是学校文艺队成员,永平表演和器乐、嘉新舞蹈都很棒。我们下乡到村那天晚上开联欢会,永平吹口琴和笛子(忘了曲名),嘉新独舞《红嫂》,我吹笛子《红星照我去战斗》,其他同学还有独唱和合唱,村民也表演了节目,文艺联欢活动成了我们沟通的第一时间。从此以后公社搞文艺汇演,村支部就以知青组为主组织文艺队。那时文艺汇演的节目要求自编自演,要配合当时政治形势需要,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于是我根据一篇新闻稿改编了一个相声段子,题目是《批邓》。想来年轻时的我们犹如无根的浮萍,在风的蛊惑下随波逐流。无知无识而不耻于勇,何止是惭愧啊!

一九七六年末,我离开农村入伍当了海军,一起参军的还有永平和宪国同学。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晓明同学考上了大学,他是知青组唯一的大学生。大光同学当了一名驾驶员,实现了他的理想(他曾对我说理想是当司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同学们开始陆续返城,终究没能有人扎下根来。告别走出校门后收留我们的第一块热土和乡亲,于是我们再次踏上了寻找人生目标的漫漫旅途。

弹指间三十年,“觉今是而昨非”。我无意从政治层面来判定这场青春经历的顺逆真伪,只是在人生的维度里考量个体生命的承受之重。如今留在那块土地上的脚印和汗渍早已被时代的风雨荡尽,但情感经历中的一个个影像却常常在记忆中浮现,他们有的已离开这个世界,有的还在这个世界中不停地奔波。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让我们的心愿永远伴随着后人的脚步徜徉在自然和谐的环境之中吧!

  责任编辑:韩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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